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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06年10月在“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研究计划培训会上的讲座写成。文章论述了口述史的国内外研究概况，阐述了人类学与口述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口述史与口承传统之间的概念区别。文章还借个人研究体会，指出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的局限性，论述了作者对于“人生史”研究的有关主张，及作者对于“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的意义与学术价值的看法。
“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试史”研究计划，是2006年夏天第一届中国人类学夏令营会间，与杨正文、彭文斌等同好，在阳明祠饮茶间聊出来的。今天借计划启动之机，非正式地谈谈个人的有关口述史的“见闻”和“体会”，以充作“研究参考”。
李绍明老师刚才讲了“民主改革”的历史定位。听了李教授的讲座，我收获很大。我曾撰文解释人类学这门西学的“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化”？其中一个局部，就是人类学这门学科跟近现代国族营造形成的密切关系。李老师的讲座，内容涉及边疆政治，重点通过西南地区“民改史”，反映了国族进程的实质特征。讲座对于我们进一步触及“事实的历史”给予了线索上的指南。
至于“口述史”，我带来一本叫做《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书。这是一本按部就班地介绍口述史的定义与方法的书，它引导大家如何进行研究计划设计、访谈、证据收集、摄像、档案收藏、教学、成果展示。做口述史，这本洋书，系统性强，足够充作导引。可我猜想，兴许系统性强也不见得是好事；读后，就具体课题，大家对其设计的“口述史”三字，还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历史已然清晰，为什么要对民主改革进行口述史调查？我以下将散乱地谈谈我所知的、与“口述史”这三个字相关的事儿，目的是要在解释这些问题中，把大家闹得“糊涂”些，减少“自以为是”。
口述史
口述史大家都听说一点了；人们或称它为“口碑史”。人们说口述史是历史学的分支，这一做法，出现于远古，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都堪称口述史作品。随着文字史渐渐占支配地位，口述史地位后来下降了。而说到口述史，人们还常将它与20 世纪上半叶推崇口碑研究的一些西方人联系起来。其实，在世界各地致力于采集口碑史料的学者，历来都有（我就不相信司马迁没有做过口述史），做学问，没必要言必西方。
最近一些年，国内不少学者关注口述史，不少社会科学研究者转向了口述史。比如，社会学界，即有学者组织“土改”口述史调查，他们想通过口述史研究，摸清楚“土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该研究牵扯到一些理论问题和观念问题，比如，怎么理解事件？怎么理解“斗争”？“回忆”被看成是透露真相的基本进程，想必课题组得出的结论，跟我们的所谓“历史常识”不尽相同。有社会学界同行认为，借助口述史来了解当年，是挖掘其“真相”的可行方法。
如此说来，人们对于口述史的期待是，它能为我们带来“真相”。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据说，去参与“土改”口述史调查的学生，有不少产生了迷惑。比如，我记得当年有个学生说过，尽管她致力于贴近“真相”，但老百姓的“回忆”没有严谨的纪年时间，他们时间概念混乱，颠来倒去，总是错将过去当现在，错将现在当过去，不清楚其前后序列，你问这时的情况，他说那时，有问那时的情况，他说这时。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间差”，可以造就一代新学者，他们怀疑“真相”之说，而转而相信，口述史研究先要区分“我们的时间”与“他们的时间”
“土改”口述史调查计划引出的问题，早已是口述史研究的所有问题。到底口述史研究能否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方认为，口头说的东西，比那些文字写的东西可信，文字写的东西，经过太多人为加工，为了把事情“说妥”，而抹杀真实。另一方则可能认为，口头说的东西，比文字写的东西还混乱，其包含的“真实性”，等同于无法把握的“混乱时间”。
学术毕竟不能停留于“分派”，而总还是要步步前行；即使有那么些从口述史研究得出怀疑主义的小年轻存在，也还是不断会涌现出信仰口述史的人——如同相信文字史的人也在猛增一样。如今，做知青口述史的学者有了，他们坚信知青的“回忆”远比文件上写的东西要活生生地真实，这里边有喜，怒，哀，乐，充满感情。对所有政治运动的口述史感兴趣的人也有了，就我所知，就有一本叫做《口述历史》的以书代刊的杂志，专门刊登这类记述口述史的文字。这叫做“口述历史”的东西，反映的是中国历次运动，当事人成为采访的重点对象，用活生生的语言“回忆”活生生的历史，有时使人感到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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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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