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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的暴力统治与性压制社会
首先来看古代社会，就其统治形式来说，这是一个由特权阶级通过意识形态的“说服”与“强制”的双重方法维持着的世界。尽管所有的阶级社会（我们还不知道其他类型的社会）都是压抑的社会，但对压迫性社会的基础性研究还远未成功，肤浅的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只是片面强调政治力量和阶级立法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乱伦禁忌”才是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基础，是结构的基石。古代之为压抑社会，其基础就是“控制性欲与生育间之间的平衡；压抑的领域覆盖着生物学的与心理学的经验、本性、儿童时期、教育、教学方法与生育”。 一部人类日常生活的历史，就是一部压制与抵抗之间不停顿的斗争的历史。这种发生在压迫与逃避、强制与适应之间的不断的冲突，就是日常生活的历史，压制与恐怖是一个广泛的超经济的文化过程。
因此，将压抑的分析局限于经济条件内（这是经济主义的一个错误），或制度与意识形态范围内是不准确的；这两种态度忽视了日常生活这一重要因素，忽视了各个层次上的压制与压迫、在所有时间中以及在每个经验领域（包括性与情感经验领域、私人与家庭生活领域、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以及成年时期）的压抑的普遍性。一个可怕的事实是，压抑已经深入到了那些似乎躲避着社会压力的领域的内部，压抑既是自发的也是“自然的”，性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最“私人化”的、从而也是最受社会压抑的领域。
列斐伏尔承认，他关于古代阶级社会或一切社会是“压制社会”[ repressive society]的概念，来自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i）。但其实他的这一思想更与弗洛伊德和巴塔耶高度相关，甚至是暗中挪用了巴塔耶著名的“圣物与被诅咒之物”（the sacred and the accursed）二分法。弗洛伊德就曾将神圣与禁忌的图腾崇拜联系在一起。他的结论是应该“在图腾崇拜程式中解读出父亲，而不是图腾动物”。因为弑父的内疚心理才确立了对祖先权威的崇拜。弗洛伊德大量地阅读了弗雷泽等人的著作，他发现，人类道德起源于“两个图腾禁忌”：谋杀与乱伦。《图腾与禁忌》一书首先回顾了乱伦恐怖症，指出了对乱伦的恐惧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形成。而列维-施特劳斯则认为，通过禁止行动对乱伦进行禁止，能够确立社会秩序与象征物，他认为多亏了乱伦禁忌这个基本手段，才完成了“从自然到文化”的转化。巴塔耶则进一步指出： “一个原则上几乎不可置疑的事实，即人是一种并非简单地接受自然条件的动物，自然条件否定人。因此人改变外部自然世界，他从中获得工具和制造物，这些工具和制造物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人的世界。人同样否定自身，进行自我教育，比如拒绝在满足其动物需要方面放任自流，而动物在这方面则没有什么保留。有必要承认，人的两种否定——否定既定的世界与否定自身的兽性——是相互联系的。……只要有了人，就一方面有了劳动，另一方面有了通过禁忌否定人的兽性。人主要否定其动物需要，这是其基本禁忌的立足点，某些禁忌如此普遍且表面上如此天经地义，以致于无可置疑。”人有三个特征，一是从经过劳动从动物成为人，二是通过性禁忌而从自然走向文化，三是对死亡的禁忌。乱伦与淫秽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一种自然物。乱伦是人与对色情及肉欲的兽性的否定之间的基本关联的第一个证据。通过援引弗洛伊德与巴塔耶如上观点，我们大致上可以推定，列斐伏尔之批判现代社会的理想主体基础是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本我或尼采-巴塔耶式的酒神，他关于现代社会的恐怖主义的谱系学根源主要不是古代劳动生产过程中的政治暴力压迫，而是古代对性的禁忌压抑。
（二）近代的“过度理性压抑”社会
古代社会的压抑是公开而恐怖的、但是有限的外在的，而近代社会则是逐渐趋于个体化的合理化的内在化、因而是无限的“过度压抑的社会”（也可译作“超级压抑的社会”[over-repressive society]）。
与古代或传统社会的那种粗暴而野蛮的压制方式不同，近代资本主义改变了压抑的条件、方法、手段与基础，“他律”转变为“自律。”借助于“表面上的天真无邪的和其实是老练成熟的压抑手段”，它将“适应”引向“纯粹的”私人经验渠道——家庭——并把自由描绘为是精神性的和观念性的东西，以便恰如其分地适应物质的压抑状态；压抑的任务进一步被托付给亲近的组织，托付给家庭或父亲，或更好地托付给个人良心或自由意志。这种过分压抑社会的最好例证是它被清教意识形态所支配。我们不能忽视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清教主义提供了意象和语言，而这是资本主义暗中采纳的；当罗马天主教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时，清教主义就代替了它，专心致志代替了宗教仪式，忠诚代替了教义；这种宗教促进了工业与商业的普遍化，它通过表现尊重它们（良心，忠诚，个人与上帝的联系）而占有它的价值。于是，列斐伏尔将“过分压抑的社会”界定为这样一个社会，“为了避免冲突，采取与冲突无关的语言与态度，这会削弱或甚至取消对立；它的后果和物质化将是特定类型的（自由）民主，在那里压抑既没有像过去那样被思考，也没有像过去那样被经验到；压抑或者被承认和合法化，或者被假托为内在自由的必然条件。该社会保留着暴力但仅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它，它更着重依赖内化于已经组织化了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压抑，压抑和通过自我压抑 （个人的或集体的）而形成的责任相比，成为一种多余。当压制变成了自发性，适应已不仅仅是词语与概念时，一个社会能够宣称进入了自由的王国”。比起罗马天主教来，清教在其理论与哲学假装层面更加狡猾也更加理性化，并且在教条上更少压抑，清教主义以更加微妙的形式执行着宗教的压抑功能；上帝和理性是每个人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要对自己的欲望负责，要控制着自己的本能。其结果是一种“没有禁欲教条”的禁欲主义，没有任何强制的禁欲主义，替罪羊就是性欲。但列斐伏尔从中却看到，正是这种被压抑的、有原罪的和非适应性的欲望，成为反叛与造反的发酵素。尼采的酒神、巴塔耶的色情、列斐伏尔的狂欢节都是一种无法消解的革命的剩余能量。
列斐伏尔批判现代性压迫形式的隐蔽性与自我强制性，是对以清教伦理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压抑实质的批判，是要用“本我”之原欲，反抗自我意识的“强制同一性。”由于首要矛头是对准韦伯与康德的，这自然使我们想到了阿道诺。阿道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著名的“康德的自由意志即自我强制”一节，更是入木三分地指出：主体自由概念是自我的永久性的思想牢笼。“自我的同一性和自我异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伴。”在康德式的抽象的超自然的普遍概念中，自由被精神化为来自因果性领域的自由。但这样一来自由便成了自我欺骗。 “按照康德的模式，就主体意识到自身并和自身相同一而言，主体是自由的；但是就主体从属于并永久保留同一性的强制而言，主体在这种同一性中又是不自由的。” “任何归于传统认识论的所谓‘个人自我意识’的统一体之下的东西——这本身在性质上是强迫性的，因为这个统一性使自己的一切要素都带有合法性的印迹——似乎对自我补救的自我来说都是自由的，因为自我的自由概念来自自己的统治的模式”，所谓有自我的“自由意志”、“内在的自由”其实都是“自我幽闭”式的统治。自由是社会强制造成的痛苦的有争议的反面形象。 “主体的同一性原则本身就是社会的内在化的原则。这就是在现实主体中，在社会存在物中，不自由至今仍比自由有优先地位的原因。在一种按同一性原则塑造的现实中，不存在任何肯定的自由。”康德的绝对命令其实就是一种彻底的他治，一种绝对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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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 2007-06-2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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