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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判与超越：布迪厄的学术品格
其实没有那一位伟大的哲人没有批判性，因为颠覆先贤时彦的成见，正是建构自身理论系统的前提。因此，当我们谈论布迪厄的批判性的时候，我们应该询问的是：他批判了什么？这一点我们可以分别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来加以论述。一方面，就政治实践意义上来说，布迪厄把自己的全部工作界定为反对一切形形式式的符号控制，反对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这一点他从事学术研究之初，就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他甚至认为，一切好的社会科学都是政治性的。 他早年写的有关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著作，乃是他特有的一种政治干预的方式，其目的是揭露法国殖民统治对于阿尔及利亚带来的灾难，同时也警告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如果抱持一种乌托邦革命幻想，是有害无益的。可以说，社会批判是一根穿越布迪厄全部著述的价值预设赖以成立的主线。特别是到了晚年，布迪厄不仅仅只是自闭于书斋之中进行话语实践，而且，还知行合一，利用电视媒体给他提供的机会抨击电视媒体，利用国家体制提供给他的巨大的文化资本走上街角，和罢工的铁路工人、没有身份的移民和失业者一道站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起抗议这个国家体制。这方面，我们可以说他是启蒙主义者的传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追随者，尽管他本人拒绝这个标签。
但是他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其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毫无联系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政治立场有着坚实的学术理性的依托。布迪厄在这方面的批判性我们可以说是康德式的：他一方面广泛阅读了许多经典哲学家的著作，并博采众长，吸取其中的精华， 我们将会看到，他的几乎每个理论概念以及思考问题的方法都有一个知识学的系谱。同时，他又拒绝将自己的研究变成一种“引用学”的游戏，他并不喜欢通过征引经典从而与著名思想家建立联系而抬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对许多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范畴和思维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审核和考察，并力图揭示，它们作为以文化和理性之名所强加的一种任意性，作为一种得到被支配者认同的符号暴力，如何成为充当掩盖社会不平等并不断再生产社会等级系统的工具的。
布迪厄的理论理性批判形式首先采取了一种超越二元论的视角。这也是被普遍认为他对社会理论的主要方法论贡献之一。这种一系列二元对立，即是黑格尔与康德、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与唯心主义、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微观与宏观、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经济商品与符号商品、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等对立，在布迪厄看来，归根结底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对此，布迪厄在其《实践的逻辑》的导论部分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全部人为地把社会科学分隔开来的对立中，最为根本的、最具毁灭性的对立乃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 他认为，要超越这一对立，首先必须看到这两者的共同错误，即两者都拒绝知识的实践模式，而这本来应该是社会世界日常实践的基础。要纠正这一迷失，“这就预设了对于方法论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批判性客观化，从而使得反思性回归到世界的主观经验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得对于这一经验的客观条件的客观化成为可能。”
被布迪厄指认为主观主义方法的有微观互动论、唯意志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等等，其具体表现在社会学界包括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论、现象学、理性行动者理论等。社会学家必须与主观主义相决裂，首先是因为统治系统常常借助于无意识的集体认同来强加自己的意志，因此过分强调主体意志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客观上刚好强化了统治系统的稳固性。实际上，主体的认知图式和感知系统并非像我们普通人想象得那么自在自为，它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语境对它的塑造作用，尽管每个主体也程度不同地参与建构了社会语境。萨特对于意志自由的过分强调，使得他得出个人实践在逻辑上先于历史的结论，进而认为，个人或集体性诸如政党之类的历史行动者，可以无视社会历史条件，能够完成粉碎社会整体或者消灭阶级的革命任务。这样的主体实际上已经不是在社会世界中现实存在的主体，而是把萨特本人的特定主体经验普遍化之后的主体。同样，现象学并不反思经验，没有认识到这种被视为自明的经验，实际上在客观立场上来看只是一种幻象。因而它在实践上悬搁了对于社会意义的判断，排除了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张扬微观研究的学人常常忘记，其理论赖以建立的行动者的阐释，也无非是根据行动者的分类标准来实现的，而这本身即应置于批判性审查之下，实际上是行动者处于一定社会位置中的必然反映。
比主观主义稍胜一筹的是客观主义，它能够与社会行动者的自我理解相断裂。它试图建立独立于主体或意志之外的诸如结果、法则、关系系统之类的规律性。布迪厄说：“客观主义对于对象的关系是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它拒绝将自身看待为对象，拒绝卷入到对象之中。” 这样，客观主义者可能会认识不到，行动者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主体的感知图式和分类原则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前者无非是由社会世界所决定的。客观主义者所察知的经验的客观有效性，应该受制于使其可能的条件，也就是用于编码译码的那些代码的巧合。这种巧合，或者说本体论的共谋，常常使得客观主义者产生已经把握了社会世界客观结构的幻觉。布迪厄从实践的立场上批判了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和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t）等客观主义形式。他指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将宏观世界赋予优先性，但是他们很少意识到，他们所发现的统计学规律性并不就是行动者实践的特性，正如作为感知对象的社会现实一样，往往是社会科学家建构的产物。行动者并不按照科学洞见而行动，而是根据实践的逻辑而行动。与此类似，唯智主义把现实的模式与模式的现实混为一谈，它不了解客观模式只是描述实践活动仿佛如此的虚构图式，行动者是实践地组织其活动，而不是根据上述图式来进行行动。客观主义者拿某种现成的虚构模式来削足适履地认识现实，限制现实，甚至制造现实，这就可能成为某种符号暴力。文革时决策者根据脑中现成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并在全国各级单位大致上按照一定的人数比例要求来揪出右派，使脑中的逻辑成为现实中的逻辑，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布迪厄对客观主义在理论上极有说服力的批判之一是对结构主义理论预设的批判。在《实践的逻辑》第一章的一开始，布迪厄把矛头对准了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在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中，显示出了前者对后者的优先性，也实际上是突出了逻各斯对于实践的优先性，逻辑和结构对于个人或集体性历史的优先性，内部关系对于外部决定因素（诸如经济、社会）的优先性。这样，语言作为一个自主性系统，与其真实使用、日常功能分割开来，它只要求人们消极、客观地加以理解。这种预设的客观观察者的观物立场也就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立场。它固然可能会帮助我们认识到被观察者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则，但是，它无法说明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互动的实践关系，无法说明各种结构是如何生成的，因此这些结构就成为一个自主性实体而被物化了，观察者也就作为毫无能动作用的那些个人或群体的符号，变成了抽象的主体，变成了代表着某种逻辑力量的木偶。
要超越这些对立，布迪厄向我们建议，可以建立一种有关实践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实践服从的不是那种拥有长期积累的客观化工具的“逻辑的逻辑”，而是“前逻辑的逻辑”，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实践感”，它铭刻在人的身体及其运作过程之中，在具体语境中视其遭遇引导行动者做出即兴的反应。实践具有空间性尤其是时间性，它是模糊的、盲目的和不确定的。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生成结构主义的公式：[（习性）（资本）]+场域=实践。这就是说，实践乃是习性（habitus，或译惯习，此概念布迪厄一直使用斜体字来表示）、资本（capital）和场域（field）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要想更清楚地认识布迪厄的实践观，还要认识他超越上述二元对立的主要概念工具：习性、资本和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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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 2008-04-0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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