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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三：社会学分析的主要对象将被深刻反思
传统上讲，社会学家常常把社会学关注的主题看作是对"社会"的研究，其实"社会"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语。它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往"或"社会互动"，也可以是一个对特定社会体系的精确界定。然而，社会学家有时会故意利用它的模糊性，原因大多是当他们去关注社会时，这个"社会"是在他们的头脑中建构出来的。尽管有时"社会"这个概念是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表达对整体系统的界定，但它更多的是侧重于对不同社会内部构成的定义，这种现象存在于不同流派或类型的社会学研究之中。
把"社会"作为社会学分析的首要对象具有很多含义。首先，它促使对社会变迁内在模式的关注。在此，我主要指的是对来自社会内部的主导力量而产生的社会变迁的说明。可以这么说，社会包含一个逻辑：它驱动社会根据它体现的结构潜力而沿某些路径进行。但是这种观点有严重的局限性。社会制度的各种类型，从小的口述文化到农耕国家再到现代社会秩序，都存在于社会系统的内在脉络中，这些社会系统对它们各自的社会本质和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次，认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是明确可鉴的"社会"，这并不一定要求它与前现代的口述文化和农耕国家社会的特征保持连贯性，换句话说，并不一定要求它与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占据较长时间的社会保持连贯性。通常认为农耕社会是具有高度环节的(segmental)、内在同质的、有着不同模糊边界的社会，此边界（frontiers）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界（borders）。至于大多的口述文化社会--尽管在人类学传统中认为它们是具有确定范围的地方共同体社会，但是，却很难精确断定一个文化单元在何地终结，而另一个文化单元又在何地出现。
正如我曾说过的，社会学家提及的"社会"是特指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民族国家有明确的国界和与之相对应的具有明确统辖范围的国家行政统治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制度，它们或多或少具有普遍的文化特征以区别于临近的国家。尽管此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社会常被当作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但是，在社会学的话语（discourse）中，民族国家基本上还不是理论化的。因为正如其字面意思，"民族国家"有其政治构成和地域结构，它们要获得认同不仅要看其内部发生了什么，而且还要看其在整个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参与程度。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学科的划分，政治学主攻政府运行机制，而国际关系则专门研究民族国家的外在环境，当社会学家分析社会时，根本无法从概念上把握构成社会的诸多基本因素。
最后，与先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即使大多数民族国家在很多方面是内在统一的，但它们要比其表面显现的更具有地域化特征。种族的多样性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点，但是社会学家大多一直有忽视民族国家显现的明显地域差别的倾向，例如，在工业分布、阶级结构以及其它社会组织类型上的地域差别，直到最近才认识到这一点。此外，通常对现代社会体系的界定，也较多是以国家政治统一为根据，而较少以社会秩序的基础结构为根据。其实，现代社会体系既跨越了国家的地域结构、文化网络和社会关系，又促进了社会内在差别的多样化。国际关系研究者，在谈到现代社会生活背景下"非国家的行动者（non－state actor）"和"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作用时，就认同这一点；然而，在大多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中，它却被轻描淡写了。
所有这一切改变了我们在社会学中应该怎样思考社会的方式。社会学家对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的模式抱有兴趣，但今后他们将对影响那些模式的地缘政治变得更加敏感。与以前对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研究状况相比，理论分析将越来越居于社会学的核心地位。而且今后，我们将不得不更关注现代国家内部联系最为紧密的地方化，以及与这些地方化交织在一起的各种跨越国界的组织方式与联结。
趋势四：社会学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视对世界体系的研究
在社会体系中，社会和文化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总比社会学家意识到的要更为重要。不过，像汤因比（Toynbee）或布罗代尔（Braudel）这样的历史学家似乎更强调地理联系广度的重要性，尽管他们常常简单地用范围广阔的社会（文明）来替代其他学者所关注的较小的单位。[5]现代社会中与日俱增的相互联系与传统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传统社会仅对世界上的某些地区起支配性作用。如今，国家间的许多联系才真正具有全球性的特征。虽然这些是老生常谈，但由于人们对社会内在模式的关注以及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严格的学科区分，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没有引起社会学的注意。
社会学的某些传统(比如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强调西方经济生产模式和文化模式的扩张特征。这些传统还强调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特性在某些方面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扩张促成的。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像其他社会学流派那样，过多的强调作为社会学首要关注点的社会（社会型态）。实际上，最近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尽管受到布罗代尔思想的强烈影响，却明显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些研究成果将世界体系作为首要的关注点，这集中体现在沃勒斯坦（Wallerstein）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6]
沃勒斯坦的研究成果确实很重要，因为他极力摆脱了社会学中普遍存在的对"社会"内部的关注。但遗憾的是，人们过于狭隘地将"世界体系研究"等同于他的研究内容。这种误解产生了一个不太令人高兴的结果，即国际关系学与其它社会科学关注点之间曾有的区分又重新出现了。但是，沃勒斯坦在阐释"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和开展经验研究方面有令人不满意之处。尤其是其在反对变迁的内源性观念上朝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了。即使考虑到早期世界体系的源头，世界体系这种提法好像与大多数社会学家看待社会的图式相一致，并且都是自成一体的。沃勒斯坦的研究始终将特定民族国家的发展归因于世界体系的运作，甚至将西方资本主义腹地的发展也归因于世界体系的运作。另外，他的研究始终简化了对现代性的解释，这一点现在看来应该是一种缺陷。他认为一切现象都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张息息相关，被其划分为核心、半边陲、边陲三类的世界体系也几乎成了一种经济权力。因此，正如其它传统的社会学流派一样，沃勒斯坦根本没有就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社会型态以及分散的民族国家做出充分的解释。
引起未来社会学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估世界体系的构成。世界体系这一概念不仅是在沃勒斯坦的著作中，而且更为普遍的是在社会学中被频繁的用来表明一整套互相依赖的部分，即整体中的每个部分在某些方面又与其他部分相互关联。然而，将"社会体系"描绘为"网络"可能更为精确，因为在社会体系中，"体系"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相互关联性。这使得在一个体系中确认一系列相互交织但又部分独立的联系成为可能。毫无疑问，今天，我们提及世界体系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而且它还有相当长的历史根源，只是，我认为其体系的要素还应该包括所有那些我已着重阐述过的与现代性相关的维度。
需要我们认真概括和深入研究的世界体系维度至少有以下几个：一是日益复杂的国际劳动分工削弱了民族经济的独立性，还特别影响到了处于转变中的在全球范围内加工产品的区域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以及跨国公司的行为促进了国际劳动分工的复杂性。但它也受到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霸权地位的强烈影响。在国际贸易自由总会对参与者有益这一政治信仰的引导下，美国能够在二战结束以后一直保持着其经济霸权地位。[7]这些尽管是管中窥豹，但它的确是国际劳动分工与在民族国家体制中全球权力分配之间的一个连接点。这是世界体系的第二个基本倾向。三是全球军事秩序、联盟网络和安全共同体。尽管军事力量必然要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但两者决不是完全对应的。
我在指出社会学家将不得不越来越关注世界体系之时，并不是想表明社会学要侵占整个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因此，要界定涵盖整个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主要关注点必须是相对集中的学术领域。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主要关注于在世界体系中影响特定社会或社会类型发展轨迹的一些关键路径是完全恰当的。而且，在社会理论化过程以及经验主义的研究中要忽视这些影响已变得日趋困难，因为这样做的社会学家将要冒彻底削弱或完全破坏其思想有效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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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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