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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口述史学的基本方法
口述史学的方法是一种生动的综合方法。对于每一位有志者来说，需要在基本训练和认识观念方面进行综合培训；在准备、进行、整理、著书等各个阶段，需要掌握不同的条件与因素，以对应不同的难点；尤其在与受访者进行录音谈话时，文化修养和聪明的头脑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得到惊人的效果；还有，对工具的运用也有多种技巧。可以说，当你决定尝试用口述方法时，你已经开始冲破传统方法的拘束，已经在进行严肃的分析和勇敢的探索，值得在笔记中记下来了。笔者曾经听某人说过：“中国口述历史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这是一种遁词，是懒汉的时间表。笔者也曾经见人写过，说是搞口述史学的人，要具备五大条件：（１）基本的史学素养。（２）足够的近代史知识。（３）写真传神的大手笔。（４）绣花针的细密功夫。（５）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这几条可是够吓人的，笔者要是在做这项工作之前看见，恐怕就会不敢干口述历史工作了。倒是如果将时间先后反过来看，即通过搞口述史，在这五方面都会有长足进步，我是愿意自我作证的。
口述历史工作者除了有明确的思想性以外，还要运用复杂又细致的组织技巧。组织者—访问者—受访者—研究者，要从众多因素的配合中争取得到最佳收获，绝非容易成功之事情。组织者必须能够判断口述史主题和访问范围，还要进行筹集资金及管理工作。例如一个有意义的、有可读性的、可操作性的主题，也并不是一想就来的。组织者在主题范围内，要安排对访问对象的了解和制订访问计划，还需要申请和控制适度经费，约集访问者，配备设备，对访问的事前训练，访问中的资料管理，对录音的文字加工等一系列工作，组织者都必须照料到，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都会严重影响工作进程，其中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安排；访问者需要热情又实在，有训练的头脑及配备现代工具，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要准备吃苦头；受访者一般年龄偏大，事情较多，干扰因素也偏多，所以应该做好谈话的精神准备。又由于受访者回顾经历时，往往会受到事后经历的影响，使原来事情增加了变形的色彩。因此，当受访者与之谈话时，访问者警惕不要被动陷入受访者的变形观念中，但也不能够与受访者形成语言上的大冲突，这无疑是对访问者的更高要求，因为他是谈话的主导者；整理者及研究者在访问结束之后，利用宝贵的录音和相片，配合文字史料及遗物，将录音的声音提炼升华成口述文字稿，这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要将重复多余的言语删去，要处理好谈话中的矛盾不妥处，要处理好谈话与文字史料间不一致的地方，既要保留受访者谈话特色，又要文字通顺；最后写成文字稿形式的口述史料，再经受访者审查签名同意，就可以为研究者使用或者编辑公开发表。以上各个环节，如果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合适的方法，恐怕是难以成功的。这些相关人士如想完满成功，最重要的是密切合作和严格的工作程序，因为调动不同资历的老人为一个访问主题而向你“口吐真言”，这本身就说明工作的难度和乐趣，其间很大程度是依靠访问者的准备和现场的表现。
五、中国口述史学目前的困难
经过７０年代国际上口述史学的发展高峰后，目前国际口述史学是进入轨道的平静，他们抱怨的是录音太多，多到了难以整理出其中有用的部分。
笔者在１９８９年曾著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①③］呼吁将中国口述史学安排进国家研究计划中，并希望至少有一个学术机构出面来承担。但是很遗憾没有得到回应。１９９５年笔者又写了两个申请报告，也是如石沉大海。
国内学术界中一些人对口述史学各有各的看法，有兴趣尽管谈，象彭卫、孟庆顺、沈固朝等先生都发表过言论，关心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可行性，还提出不少方案，涉及社会史、生活史、妇女史、心理史、民族史、戏曲史等等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讲述中国口述史的重要性来呼吁别人做此项工作，而笔者略有不同之处就在起而行，从几个迫切的主题展开口述访问工作。
目前国内热心的探索者太少，这恐怕与我们的学风有关系。学术界中坐而论道的学者颇多，评头论足的也不少，深受门户派别、官位职称的干扰。要想认真尝试田野作业与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实践，用一用口述方法，尚非易事。因为只有历史才永远承认这种辛苦劳累的价值。
其实很多人都明白，中国口述史学目前的关键困难，是缺乏经费。至于愿意进行中国口述史的朋友们，肯定都不会在没找到经费前就去开展工作。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做昧良心的口述史。因为不管多少钱，都不能够改变历史的真实性。中国传统有一种“刀笔吏”，总想把出钱人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只有大优点，顶多再附点小缺点。其实神仙没血没肉，在历史上从没生存过，谁要学习？口述史工作者的头上是悬着真理之剑，责任重大，其成果是要对人类历史负责的。
注释：
①见托什的文章：“口述的历史”。译文载《史学理论》１９８７年４期，Ｐ８９。
②汤普森文章，转引自沈固朝文：“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及对我们的启发。”载《史学理论》１９９５年２期，Ｐ１０３。
③见顾颉刚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辩伪”。载《史学年报》２卷２期，１９３５年，Ｐ２１１。
④ ⑤见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９月一版，Ｐ１４８、Ｐ４２—４３。
⑥见梁启超编著：《中国新史学》甲编“论中国之旧史学”文。公利活版所一次印刷，光绪年间，Ｐ３—６。
⑦见顾颉刚编：《古史辩》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Ｐ９４。
⑧见鲁迅著：《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
⑨见翦伯赞著：《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９月一版，Ｐ３２。
⑩见姜蕴刚著：《历史艺术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年７月一版，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再版，Ｐ４。
①①唐德刚文，载台湾《传记文学》４５卷４期，１９８４年，Ｐ１２。
①②见台湾《口述历史丛书》第一部上之“弁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１９８２年。
①③拙文见《史学理论》１９８９年４期，Ｐ１２３—１２７。
作者：钟少华，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１００１０１）
(原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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