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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学者：定宜庄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徐新建 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
彭兆荣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刘小萌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地 点：定宜庄家客厅
时 间：5月24日
一、口述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要改变一种历史的形成。
定：历史学的口述史与人类学的口述是两个分支。它们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我和小萌是搞史学的，长期接受的是很严格的传统史学研究的教育和训练，国内史学界做口述史的人很少，而且关注的往往是现实性很强的话题，比如土改啊、大跃进等问题。我们一直想借鉴人类学口述的经验。
徐：人类学特别关注叙述，它要研究什么东西进入我们叙述的范围，什么人成为我们的叙述对象，什么样的文体成为叙述的形式。这些问题关系到社会记忆，涉及到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问题。口述不仅关注经济和社会发达的区域，一些落后地区也因口述这种方式被关注。在中国谈口述问题很重要。
定：对人类学的口述我有过一些接触。我在做满族妇女的口述时也尝试过使用人类学的方法，但很难与我习惯的史学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人类学家观察一个地方时，往往不太关注它的文献。这与我们的口述有很大不同，我们做口述，只要是有文字记载的人群、时代，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文字与文献，我做口述时会不断地将受访者的讲述与文献对照。一个事件文献上是怎么记载的，受访者又是怎么说的，如果二者出现差异，我会分析为什么会有样的差异，是文献的错，还是受访者的错。我不知道我这种做法是不是受中国史学重文献传统的影响，或者说是局限吧，这是不是就叫本土化的东西呢。
刘：文献的局限性有时是很明显的，对这一点我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感受很深。怎么鉴别文献的局限？一种是把它与历史事实相对照，从逻辑推理上、相关资料研究上去判断它的价值。一种就是通过当事人的口述来鉴别。有很多历史事件的文献，经过和许多当事人的口述一对照，马上就发现问题。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当我们发现文献的局限时，同时也发现了口述其实也是有局限的。在口述涉及到口述者本人的经历中那些错误和短处等被社会否定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大都采取回避或轻描淡写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把文献与口述相对比，二者相互补充，可能会更接近事实本身。
徐：口述与文献不仅是形式上不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口述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要改变一种历史的形成。以前有很多人是作为被书写者写进历史的，史学家与这些人是一种书写被书写的关系，而现在呢，通过口述，这些人可以直接变成书写者。这就使同一段历史有了两种声音，有了两种文本。这是对过去的历史和文献制造出来的书写者与被书写者关系的一种挑战。
人类学的口述最初有着强烈的殖民主义文化色彩，西方学者在面对东方世界的时候，是以一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观念和眼光来打量的。在他们眼里，东方总是落后的，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种口述史是他们所需要的一种历史。人类学在后来有了改变。一方面，第三世界人类学出现了，即人类学开始本土化。被西方描写的东方从费孝通这一代学者开始有了自己的代言人，于是有了乡村经济这样的文本；另一方面，西方学者也在反思。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从文化多元的观点来看待别人，这对于其他民族是一种歪曲。这就使得人类学与传统史学在学理上有了根本的不同。
定：对你的话我没有异议。我曾经与一位人类学家合写过一篇文章，主要就是强调在拥有关于时代、人群和事件的大量文献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必要做口述的问题。我们做口述，不仅是要以此为参照来发现和校正文献的局限，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指出文献最深刻的缺陷，那就是文献中片面的话语权力。也就是说，我们是抱着一种批判态度来做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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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03年5月25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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