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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赫伊津哈 著，何道宽 译
花城出版社 2007年版。 |
一、缘分
我的同事张晓红博士和花城出版社希望由我来翻译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我欣然从命；虽然手里其他书稿已经忙得够呛，我还是求之不得。为什么呢？因为我和赫伊津哈及《游戏的人》，间接相知已经20来年。20年来，我翻译并研究马歇尔·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代表作，屡次读到赫伊津哈其人。比如，麦克卢汉推崇《游戏的人》说：“游戏和娱乐的观念在当代获得了大量新的意义，新意义的源头不仅有约翰·赫伊津赫《游戏的人》之类的经典著作，还有量子力学。赫伊津赫把游戏理论与一切制度的发展联系起来。” [i] 历史学家、文化学家、语文学家、传播学家、休闲学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游戏的人》进行诠释。翻译该书的过程，是一个多角度审视文化史、理解游戏在人类演化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过程，我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正如我十几年前翻译麦克卢汉的感觉一样：消化这本书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我愿意把自己的初步体会和读者做一点交流。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我回头再读麦克卢汉《理解媒介·游戏》那一章，发现两本书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详见下文。
二、兴趣
《游戏的人》国内已经有两个译本。[ii] 作第三个译本无疑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为什么要知难而上呢？因为我不但想要推出一个比较好的译本，而且很想借此进一步了解荷兰这个文化大国。这个国家地理面积狭小，对人类思想文化和学术进步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拥有数以十计的世界级文化巨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博学鸿儒就有：人文学者伊拉斯谟、哲学家斯宾诺莎、历史学家威廉·房龙、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国际法先驱雨果·格劳秀斯、大画家伦勃朗和梵高等等；现今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比较文学大家杜威·佛克马，中国学人也相当熟悉了。
历史何以成就这样一个文化大国呢？这是我有兴趣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限于我目前的研究，主要是这么两个原因：
（1）１５６８年荷兰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１５８１年荷兰共和国诞生，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证券业、印刷业的迅猛发展，加上学术自由的政策，荷兰取代法国而成为西欧的学术中心之一。几百年来，由于它社会发展和学术繁荣齐头并进，这个远方的小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
（2）学术中心转向荷兰。16世纪末，由于专制皇权和宗教思想的压迫，法国的大学者们流亡到学术自由的荷兰。从此直到19世纪，荷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学术圣地之一。[iii] 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和“百科全书”派的许多著作，都是“出口转内销”，先在荷兰印刷出版，然后才偷运回法国的。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印刷品源源不断地走私到法国。法国对出版自由的压制，成全了处在边缘的自由国家的出版自由。在19世纪的法国，对出版审查的逃避，表现在《百科全书》撰写和出版的过程中，反映在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中。”[iv] “印刷工人从法国移居到邻国瑞士与荷兰，把书印好后又走私运回法国……荷兰的印刷业取得长足的进展，……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地位上升。”[v] “法国的国家干预，使纸张供不应求。与此同时，荷兰通过引进却大大促进了造纸工业。法国的难民推出了批判的文学和哲学，培尔和笛卡儿即在其中。”[vi] “从1587年斯卡利杰移居荷兰莱顿那一天起，法兰西共和国的学术霸权就让位给荷兰人了。”[vii] “法国一方面限制书的出版，一方面鼓励纸张的生产……给邻国提供生产书籍的物美价廉的原材料，这些书又从邻国走私回法国。”[viii] “莱顿大学成为学术和学习的中心，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ix] 自此，莱顿大学成为世界著名大学，它已经并将继续吸引许多中国学者。
三、其人其书
约翰·赫伊津赫（Johan Huizinga,1872-1945）是荷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他攻读印欧语－日尔曼语语言学，1897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荷兰和德国的莱顿大学、格罗宁根大学、莱比锡大学等等著名大学执教，曾任莱顿大学校长；二战期间对法西斯占领者持严厉批判态度，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被迫害至死。
他擅长印欧语文学、欧洲文化史、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化，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伊拉斯谟传》、《明天即将来临》、《文明复活的必要条件》、《愤怒的世界》、《17世纪的荷兰文化》、《文化史的任务》、《历史的魅力》、《痛苦的世界》等。他在世时已经成为欧洲文化史尤其是荷兰文化史的权威。他的著作经久不衰，《中世纪的衰落》和《游戏的人》均曾在国内出版，而且《游戏的人》已经有3个译本问世。他在中国学界的影响还在上升。
1903年，赫伊津赫就开始研究游戏。1933年，在莱顿大学担任校长的年度演说中，他又回答游戏的母题。1938年，《游戏的人》面世，这似乎是第一部从文化学、文化史学视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游戏的专著，分为12章，阐述游戏的性质、意义、定义、观念和功能，阐述游戏与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主要是游戏和神话、仪式、法律、战争、诗歌、知识、神话、哲学、各种艺术门类的关系。除此之外，作者特别关注的是游戏精神在近代西方的衰落。他为此而忧心忡忡，他对战争阴云表示严重的关切，对法西斯破坏国际法游戏规则极端愤慨，他希望人类社会和文化能够在游戏中继续成长，而且希望人能够学会更好地利用休闲。他把法西斯和政客叫做国际政治的破坏者和“搅局者”，控诉他们对文明的破坏。
在本书结尾前，他发出了这样的警世名言：“于是经过曲折的道路，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游戏成分或缺的情况下，真正的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文明的预设条件是对自我的限制和控制，文明不能够将自己的倾向和终极的最高目标混为一谈，而是要意识到，文明是圈定在自愿接受的特定范围之内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文明总是要遵守特定游戏规则的，真正的文明总是需要公平的游戏。公平游戏就是游戏条件中表达出来的坚定信念。所以游戏中的欺诈者和搅局人粉碎的是文明本身。”（英文本238页，下同）
该书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从目录管窥一豹：作为文化现象的游戏：性质与意义/表现在语言里的游戏观念/发挥教化功能的游戏和竞赛/游戏和法律/游戏与战争/游戏与知识/游戏与诗歌/神话的形成与游戏/哲学中的游戏形式/艺术中的游戏形式/游戏人视野中的西方文明/当代文明中的游戏成分。
这是一本研究文化史的严肃之作，说它是研究休闲学的著作固然不对，但它倡导游戏和严肃并重、不排除嬉戏运动、闲情逸致，还是有道理的。作者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比工作更为可取，实际上它正是一切工作的目的……希腊的自由人不需要为谋生而工作，他们有闲暇在有教育意义的高尚消遣中去追求生活的目的……他们的问题是如何利用闲暇。”
因此，爱挑剔的史丹纳指出：“休闲问题成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突出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赫伊津哈的预期。我们陷入了一个新的两难困境：如何分配多余的时间和资源，以便用创造性的、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去利用闲暇……“玩游戏的时候”，人处在创造力的巅峰，他完全摆脱了互相仇视的羁绊，他从粗俗的需求中彻底解放出来。”（16页）。与此同时，史丹纳又不惜用阿谀之词肯定该书的权威，他说：“赫伊津哈得出了这样一个权威的结论：文明‘决不脱离游戏，它不像脱离母亲子宫的婴儿：文明来自于社会的母体，它在游戏中诞生，并且以游戏的面目出现。’”（12页）
史丹纳在序文里从两个层面对赫伊津哈提出批判，实际上，他提出了三种批评。第一种批评是，赫伊津哈混淆高雅和委琐，对当代文明抱悲观的态度。史丹纳借用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海尔的文章《赫伊津哈责难他的时代》的观点并且指出：“赫伊津哈骨子里是官僚式的知识分子和精英，浸透了资产阶级高雅文化的理想和闲情逸致。他自始至终以挑剔和怀旧的观点来看待文明……他把整个文明当作游戏的观念固然给人启示，却是一种虚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观念把最高尚的价值即艺术、法律、哲学和文学放置到最委琐的审美层次上。” （13页）
第二种批评是，赫伊津哈的许多论述缺乏佐证：“赫伊津哈提出的许多佐证都经不起仔细推敲。许多词源的考据是业余水平”（14页）。由于译者不擅欧洲语言，所以我们不敢完全否定史丹纳的指控，说他是毫无根据的；但我们可以提出异议说：赫伊津哈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以他印欧语文学家的背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判断，他的词源考据不会是“业余水平”。
第三种批评是，赫伊津哈没有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心理学的成果：“赫伊津哈对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却采取孤傲的、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使他无法利用心理学的实验成果……他对社会演化的观察太笼统，他使用“原始”这个范畴太简单。”（14页）
对于这种批评，赫伊津哈在自序里做了令人信服的答辩。原来他是有意识地使用历史学和文化学的方法，尽可能少用甚至避免使用其他的方法：“我所谓游戏不能够理解为生物现象，只能够理解为文化现象。我们研究游戏的方法是历史的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读者将会发现，我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心理学的方法来解释游戏，无论这样的解释是多么重要；我使用了人类学的术语和解释，不过用得相当谨慎，即使不得不引用民族志的材料，我也是尽量少用。”（17页）
他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能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层次去研究游戏：“我们立即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使在最简单的动物层次上，游戏也不只是纯粹的生理现象和心理反射。它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范畴。它有一个意义隽永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具有特定的意义。在游戏时，有一种东西在起作用，它超越了生活的眼前需要，它给行为注入了特定的意义。一切的游戏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倘若我们把构成游戏本质的积极原理叫做‘本能’，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倘若我们称之为‘心灵”（mind）或‘意志’（will），我们的解释又太过头。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游戏吧，游戏都具有特定的意义，这个事实隐含着游戏本身的非物质属性。”（17页）
赫伊津哈把游戏的重要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自序里说：“本书旨在把游戏的概念整合进文化的观念之中。”他认为，“文明是在游戏之中成长的，是在游戏之中展开的，文明就是游戏。”（17页）。
在国内外的多次讲演中，他“抠字眼”，多次纠正东道主用词不当，以杜绝对他讲题的误解：“我的讲题是‘文化固有的游戏成分’（The Play Element of Culture），每一次讲演的时候，东道主都想把我的题目改成‘文化里的游戏成分’（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他们把里面的‘of’改成‘in’。每一次我都提出抗辩，并坚持用“of”。”（17页）。
一字之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他用‘of’的目的是要说明：游戏是文化本质的、固有的、不可或缺的、决非偶然的成分，游戏就是文明，文明就是游戏。如果改用‘in’，游戏的地位就大大降低了：游戏可能是非本质的、非固有的、可以或缺的、偶然的文化因子。游戏在文化里的重要地位，我们将在“中译者序”的“定义和本质”与“功能和地位”里做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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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传播学论坛 2007-12-1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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