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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战争里的游戏成分
赫伊津哈最惊世骇俗的论断莫过于争斗里的游戏成分，他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游戏就是战斗，战斗就是游戏”。
他说：“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回到古人的思想里去探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游戏’一词用来描绘战斗就不能说是有意识的比喻。游戏就是战斗，战斗就是游戏。在能够说明游戏和战斗同一性的古文化里，最明显的是《旧约圣经》提供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第2章第14节里，押尼珥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双方各12人上场，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到，所以那地叫做基遍，也就是好汉之地。’………游戏可能致命，但仍然是游戏，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游戏和竞赛在概念上是不分家的。”（61页）
另一个例子是希腊战争中的游戏：“在许多希腊花瓶上，我们看见两军对垒的战争带上了游戏的性质，因为陪伴他们作战的有吹笛子的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决斗的人搏斗到你死我活。”（69页）
其他一些例子是中世纪战争中的“骑士风度”：“把战争幻想成为荣誉和美德的高尚游戏的观念，在推动文明发展中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骑士风度的观念产生于这样的观念，最终出现的国际法也出自这样的观念。在这两个因素中，骑士风度是中世纪伟大的推动力之一，而且虽然骑士风度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遭受到误解，它还是成了国际法的基础；而国际法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保障之一。”（117页）
总之，他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证明战争中的游戏成分，包括“单挑”、“叫骂”、尊重对手、礼让三分、讲究仁道、反对不义的例子，尤其是中国古代的例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详见下一节。
八、中国游戏考
赫伊津哈推崇中国古代的游戏精神：“游戏的性质在中国比希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几乎每一种活动都呈现出仪式性竞赛的形式：涉水、登山、伐木、采花都表现出游戏的成分。有这样一种典型的传说，一位英雄的王侯以神奇的威力和惊人的壮举征服他的对手，证明他技艺超群、无与伦比。一般地说，比武的结局总是以对手的死亡告终。”（76页）
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统一的单词表示“游戏”的概念。赫伊津哈挑选4个汉语单词进行讨论：玩、争、赛、让。
他说：“我们常常纳入游戏这个范畴之下的许多活动，没有一个统一的汉语单词。最重要的单词是“玩”，其指涉以儿童游戏为主，但延伸到其他语义范围，却含一些特别的意思：忙碌、喜欢、玩弄、欢闹、揶揄、开玩笑、嘲弄……甚至连赏月也叫“玩”……“玩”这个词不用于需要技能的游戏、竞赛、赌博或戏剧表演……凡是和竞赛有关的概念都用“争”，这个词和希腊语的“竞赛”对等。除此之外，“赛”用来指有组织、争奖品的比赛。”（52页）
他注意到中国人在游戏、竞赛和战争中的“礼让”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在中国，为荣誉而进行的竞争也可以倒过来变成礼貌的竞赛。用“礼让”的精神（字面意思是“让”人），你能够文质彬彬地使对手解除武装，并且使对手也不得不表现出辞让的精神。这种竞相礼让的精神形成了一套仅见于中国的特定程式，不过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能够看到类似的礼节。”（87页）
赫伊津哈指出中国古代战争和希腊战争相同的礼仪：“中国古代的诸侯们常常是觥筹交错、以酒为礼，一饮而尽，在饮酒的过程中回忆过去的安宁，宣示相互的敬重。他们以各种方式互相恭维、表达敬意、互赠兵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格劳科斯和狄奥墨得斯一样。”（119页）
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中，战争频仍。且不说传说时代的炎黄之战和其他部落战争，姑不论周天子治下的诸侯攻伐，亦不说大一统之前四五百年的战国时代，单就说此后两千年的改朝换代战争、外族入侵的战争、绵延不绝的农民起义，战争的频仍非同寻常。所以中国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懂得战争中的规矩和仁道，所以中国才产生了举世无双的兵法，才产生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血腥的战争中，以各种手段减轻战争损失的“游戏成分”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单挑”、“叫骂”、尊重对手、礼让三分、讲究仁道、反对不义的例子比比皆是。
最杰出的例子是诸葛亮“借东风”、“空城计”、“六出岐山”、“七擒孟获”等战例。他以战争消灭战争的思想不输今人。但他同时又竭尽全力避免妄动干戈，反对穷兵黩武，“从古知兵非好战”！
赫伊津哈论证了中国古代战争的游戏成分：“根据古代中国文献记载，两军对垒的战斗常常混杂着吹嘘自己、羞辱对方的叫骂，或体谅他人的义举，或恭维对方的赞辞。与其说是刀兵相见的战争，不如说是道德武器的较量，荣誉受到玷污而引起的冲突……所有这些举动都具有特殊的含义，或者是羞辱，或者是玷污，有些还具有非常独特的含义……在另一种战前对骂的例子里，将军策马直抵敌营大门，不动声色地用马鞭默数敌营栅条。”（86页）
他还列举中国古代战争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显示荣誉第一、面子第一的思想。他说：“至于荣誉本身，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的军事传统竟然和西方中世纪的传统几乎是一模一样……秦公和晋公两位贵族安营扎寨。两军对垒，排兵布阵，但不交锋。晚间，秦公派信使赴晋公大营，警告晋军备战：‘两军之内，不乏勇士，明日之战，决一雌雄。’但是晋军方面看到，对方信使目光游移，语气缺乏信心。秦军看来是不战而败了。‘秦军畏我！即将逃亡！快困秦军于江边！我们要打败秦军！’。然而，晋军却没有挥师进逼，反而让敌军安全拔营撤退。有人道破了这里的仁义之举：‘不收拾伤亡者，是为不仁！不等约定而战，逼敌蹈入险境，是为不勇。’于是，晋军按兵不动，让敌军从容撤退。”（118－9页）
另一个例子显示了不居功自傲的将军：“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以非常得体的谦虚态度，婉言谢绝在战场上给他立纪念碑的建议。‘此乃古代相宜之举，昔之君主，德高望重、替天行道，吊民伐罪而昭告天下。今天下无罪人，惟有诸侯忠于天子者，不惜战死耳。立碑纪之，岂有此理？’”（119页）
这使人想起宋襄公与楚国泓水之战时礼让三分的仁义之举：楚军渡河前，部下鼓吹乘机进攻，宋襄公说： 乘人不备而击，是为不仁。楚军渡河，部下又劝他抓紧最后的时机，宋襄公却责备部下说，此亦为不仁，因为人家还没有排兵布阵。结果，楚军大胜，宋襄公本人因受伤而大败。
又使人想起毛泽东炮击金门时的风流潇洒。他指示：隔日一轰，而且定下一个规矩，炮轰前通知金门岛上居民：“各位同胞，没有长眼睛的炮弹要来了，请你们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以免受伤。”这种关怀对手安危的战争一直持续了20年，奇哉妙也。
现代人可以批评宋襄公迂腐，说他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也可以批评毛泽东打仗的统战手腕。但是我们要知道，古代战争有古代战争的规矩，现代战争有现代战争的规矩。虽然那时的周天子已被架空，社会已经礼崩乐坏，周朝的规矩已经不灵，但其影响依然存在，所以宋襄公才会讲究君子之德。虽然现代战争更加残酷，但现代战争也受到人道主义、国际法和红十字精神的约束。
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也证明了战争中的游戏成分。他转述了部落岛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每隔一二周，他们就与宿敌在一个惯用的战场上安排一次形式化的战斗。和‘文明’国家灾难性的冲突相比较，这些打闹似乎是一种危险的户外运动，而不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每一场战斗都只进行一天，总是在夜幕降临前收兵回营（因为晚上闹鬼、有危险），或者是天下雨时就偃旗息鼓（谁也不想把头发和装饰品弄湿）。勇士们有百发百中的本事，因为他们自幼年时起就开始学打仗玩……这场流血冲突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找不到进行战争的任何常规的理由，没有领土的得失，没有商品或俘虏的劫掠……他们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他们热心打仗、喜欢打仗，因为对他们而言，打仗是完全的人的一种重要功能，因为他们觉得必须靠打仗来安慰战死同伴的鬼魂。”[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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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传播学论坛 2007-12-1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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