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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朋友、各位新朋友，各位老朋友，各位小朋友：
我的题目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入乡随俗是我们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华人都知道的词，它用在我们的术语上，也是响当当的。我从事几十年的民俗学研究，我的实践，我的田野作业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我说，第一个发言我就从原始谈起，就是最古老的方法：入乡随俗。
我个人认为，民俗学方法论里的入乡随俗方法有两个小的基本点（还有很多别的基本点，我现在讲这两个基本点）：第一个就是民俗本体。民俗本体就是民俗对其拥有者、承载者自发养成的文化习俗惯制体系和民间智慧的传承体系。什么是民俗本体，我是这么看的，大家可以批评。谈到本体的时候，就必须想到它的主体，谁承载，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传承人，民俗拥有者，在座的每个人不都是代表性传承人，但都是民俗拥有者、承载者，自发地养成了它的文化传承惯制体系。比如我是蒙古族，我现在身上大量汉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习俗惯制，这是后来的。我自己属于我母体母胎的文化是我自己民族的，是特有的那个地方民族的，连新疆的蒙古族跟我都不一样，辽宁的蒙古族也跟我不一样。我是呼和浩特巴盟（巴彦淖尔盟）、乌盟（乌兰察布盟）那边的民俗承载者。但今天我同时又是个民俗学的工作者，要到苗寨、傣寨，甚至还要到别的地方，我也去过台湾，到过原住民那里，我们要做工作。这就是第二个基本点：要研究民俗对象，我们看到的，我们深入到那个地方，我们是一个民俗观察者，是一个研究者，这以后出现的东西都是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我受过了教育，经过了钟敬文教授的培育，经过了我们同行的研讨，我们同学的努力，习得的文化习俗惯制体系、社会知识。这是一个教育体系，而不是传承体系。这两个东西往往是结合在一身的，在座的所有民俗学者、人类学者、社会学者恐怕都有这感觉。比如说，一个心理学家（现在全世界的心理医生很火），心理医生的特点是，他自己要为别人医治，要医治别人的心理障碍，测察别人的心理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本身的心理谁来测察呢？这样，全世界的心理医生都要定期的由更高一级的心理学家来测察他们的心理障碍、心理病症。一身兼二任，他既是一个临床的心理医生，同时他也是承载着各种心理病症的人。就是说，在田野调查之前，要做好这样一个认知的准备，知道自己双重角色。当我到了蒙古草原做调查的时候，我几乎是等于回归，而不是入乡随俗，也不是入乡问俗，也不是入乡访俗，而是入乡归俗，我回到我那个最熟悉的习俗中去。这就是角色的问题。具体讲如下两种方法：
一、坚持运用民俗学方法入乡随俗的体验法：在运用民俗学方法的时候，我得考虑我自己的角色。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角色，作为我自己，我大体上要抓住两个角色，多角色不在这里。比如田青教授，他不是个宗教信仰者（至少现在我知道他不是），他要去研究宗教音乐，他研究佛、道。他要是信佛，他不会去研究道，或者研究不了道；他要是信了道，他研究不了佛。有可能，这种角色是多的。他现在跳出来，既非道也非佛，他是一个学者，民族音乐学学者，这个立场很有意思。所以我讲，角色有两个可以研究的，就是既有的原生性民俗文化归属的传承者角色，比如，我是蒙古族的原生性文化，十六七岁我就在大的喇嘛庙（巴盟杭锦后旗梅林庙）里念的高中，包括英语都是在那个喇嘛庙里的“国立高中”学的，12岁以前我是锡力图召的小“班弟”，（小班弟就是小喇嘛）12岁以后被赎回来“还俗”。又拥有观察和研究该民俗文化的专业工作者角色，就是说既是传承者角色，同时又具有这个民俗文化专业工作者角色，比如邢莉老师，她是蒙古族，她自己还要研究蒙古族。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角色重合。有一大批我的同族蒙古族学者，既是受蒙古族原生民俗文化哺育的、教养的，又是蒙古精英文化的受教育者。这两者重合，产生更多的是对自己本民族原生民俗的偏爱，不是理性的，是感性的，情绪色彩是很浓的，非常喜欢自己民族的文化，所以她一旦回去，在那里充满了感情，参与到自己的民俗活动当中去，这是一种。第二就是，已经有原生性民俗文化归属的传承者角色，去观察、体验和研究异质民俗的，比如说我要到台湾考察泰雅、阿美，到西双版纳考察傣族，到红河谷考察彝族。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角色冲突，我不熟悉那里的歌，比如我去拜访海菜腔的两位老传人——那两个著名的原生态歌唱家李怀秀、李怀福姐弟的老师，他们谈怎样培养弟子。那里出现了一批有和那位女歌手一样歌声的女孩子，只是长得没她那么漂亮，我跟她老师学弹月琴，我没有拥有，但我知道了怎样的指法，怎么摁弦。在座的宋兆麟研究员，我很佩服他，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到异质文化区域去做调查，而且那么成功。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角色冲突在一开始会产生过多的民俗偏见，也是感性的，也是情绪的，排斥的：就像我老觉得我那个蒙古族民族的文化好，你这个西南少数民族的不好，有点接受不了，看不惯。据我所知某一位人类学博士，在西双版纳，看到傣族人家吃手抓饭，就提出意见，说以后你们能不能改一改，这不卫生。作为人类学家这是犯了很大忌讳的，但是却真的发生了。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人类学者，我们年轻一代的人类学者、民俗学者到了现场对异质文化是指手画脚的。要掸掸灰尘坐下，不敢吃人家的东西。可是我们注意到，有些老一辈学者，坐到那里，没有任何厌恶的感觉，该吃就吃。刘锡诚先生主持的广西三江侗族的考察，侗族喜酸，人家用最高贵的酸鱼招待我们。腌了20年的酸鱼是最呛的，打开了罐子以后，是满屋子的臭，我们简直不能生存，这是我说的歧视性的话。但是，芬兰著名的民俗学家劳里·航柯高兴地吃、拍照，他说：我们芬兰150年前的祖先——芬兰渔民——就是这么吃的。我这才开始吃，那时我不排斥。第一，鱼，蒙古族是不能吃的，那是神，从小不能吃鱼。螃蟹是鬼，更不能吃。何况酸鱼、臭鱼更不能吃。但是我还是吃了，吃了，作为一种田野作业的重要体验。这是两个角色的重合。在田野作业中要克服民俗偏爱或民俗偏见，这两种观念都是不科学的。
下面，简单罗列一下在田野作业中民俗本位偏见的严重弊害（这是我作为一个老人应该嘱咐的）：一、调查作业的观点很可能偏离。二、调查作业的指导思想很难端正。你带着框框去的，在当地人眼里，你是异类，人家不会跟你贴近。三、调查作业的鉴别很可能失真。四、调查作业的事实可能遭到歪曲。五、调查作业的评价难以准确。六、调查作业的结论不可能客观。七、调查作业可能引出歧视性的后果。
重在体验的入乡随俗是民俗本位偏见的克星。一个民俗学工作者，必须要严格地控制自己，敦促自己入乡随俗。这种入乡随俗不是客串的，而是投入的，要住在那里，而不是简单地走马观花，像访贫问苦一样，像我们每次扶贫，到了人家给一个红包那样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随俗，这种随俗要让自己慢慢沉浸进去，把自己的角色转换，由客位变成主位，有了感情，对异质民俗也就有了偏爱。这是民俗学者、人类学者逐渐要达到的境界。坚持入乡随俗的体验法，就像我说的要尝酸鱼，努力去吃，不要呕吐。这样，可以增进对多元民俗文化的自观感受和客观尊重。人类学犯的最大忌讳就是他观性，以为自己是客观的，自以为自己的论述都是客观的。其实他是用异样的眼光在品评人家，而不是自观自察。我们需要把角色转到自观。在现场，提醒自己：此时此刻，我就是彝族的；此时此刻，我就像一个傣族人。尽管不是太像，也要尽量像，好能感受人家信仰为什么那样虔诚，为什么吃这个，为什么做那样，从而增强田野作业的科学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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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选自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责编：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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