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传统

　　表格图示和文本叙述表明，7位传承人的《毛狗子精》故事的叙事结构100%的一致;故事主角除了毛狗子精以外，7篇文本中没有其他角色介入，100%的一致;违禁母题是故事情节转折的关键，在7位讲述人那里也是100%的一致。依据我们提取的“公约数”，其拟构都镇湾《毛狗子精》故事的标准形态为：

 

　　①单身汉以种地为生，生活贫困而孤单。

　　②单身汉不在家，饭菜已准备好。

　　③单身汉偷看毛狗子精变成姑娘给他做饭。藏起毛狗子皮，与之结婚。

　　④两人生活，生下孩子。

　　⑤丈夫说了伤害妻子的话，其妻索要毛狗子皮。

　　⑥丈夫给毛狗子皮，妻子和孩子得皮离去。

　　⑦丈夫回到原来贫穷的生活。

 

　　通过提取“公约数”拟构的《毛狗子精》标准模型文本，都镇湾7篇异文中就有5篇，5篇故事讲述人除了孙家香和张盛立以外，其他三位均识字懂文化，可以说萧国松和田玉成的《毛狗子精》版本与孙家香的版本有直接渊源关系。两个文化人继承了孙家香《毛狗子精》故事的关键母题，但是，对于母题如何组合和安置则显得捉襟见肘。另外2篇在拟构《毛狗子精》标准本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它们同样建立在故事“公约数”之上。

　　《毛狗子精》故事的核心母题素极其情节单元的高度一致，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不仅构成了《毛狗子精》故事的特殊文化场、传承场，吸引了众多民众参与到都镇湾《毛狗子精》故事传统的发展与创新之中。

　　笔者通过提取都镇湾《毛狗子精》故事的共同母题，肯定了该类型故事基本的叙事传统构成模型，这种模型侧重于故事的叙事结构。对于一个民间故事传统，除了具有鲜明标志性的结构以外，其语言表达方式、特殊民俗语汇的运用、情节转换的安置和文化内容的叙述等方面的“公约数”无处不在，《毛狗子精》故事体现在这个层次上的“公约数”也相当明显：

　　浙江的《田螺娘》故事中的螺女离家出走源于丈夫的奚落。德清县卷本的《田螺姑娘》讲，夫妻成亲后恩爱无比，儿子长到三岁，丈夫教儿子说：“笃、笃、笃，侬姆妈是田螺壳，叮、叮、叮，侬姆妈是田螺精。”[4]这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母题在都镇湾传承人那里变成“叮叮婆婆叮，你妈是个毛狗子精”，故事关键性和标志性叙事语言的承继依稀可见，但是这种承继不断地“在地化”而构成地域传统的重要标志。在都镇湾的民间游戏中，跳丁丁婆婆相当盛行。该游戏用单脚连续有节奏地跳，一字一跳，反复进行，看谁腿力强。伴随游戏的歌谣唱道：客：丁丁婆婆跳上门，黄家大姐你开门。主：问你是哪里人?答：我是河里来的人。主：到屋里吃茶喝酒，答：不吃茶，不喝酒，寻你买只大花狗。[5]显然跳丁丁婆婆的游戏被民间故事讲述人吸收进故事而使毛狗子精故事更加本土化、更具传统精神。

　　人与毛狗子精的婚恋在人类文化流动过程中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被保留下来，这些来自人类共同拥有的美好愿望和淳朴情感的母题，构成了都镇湾民间叙事传统之一。

　　《毛狗子精》故事中稳定和不变的“公约数”，还包括贫穷种地的单身汉。毛狗子精变女子为单身汉烧饭。单身汉“偷窥”秘密与毛狗子精成婚。毛狗子精满足男子缺乏的是生育后代。婚姻危机源于“语言的禁忌：触怒超自然的妻子”。毛狗子与主人公生有孩子;媳妇出走因为丈夫当着孩子面的奚落等等。主人公与毛狗子精的婚姻因毛狗子皮而成，也因毛狗子皮而终。这些故事内容、叙事情节和讲述语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成为都镇湾《毛狗子精》的最大“公约数”的第二个层面。

　　故事有限的“公约数”具有明显的层次，通过逐层剥离和分解，故事的“公约数”是可以提取的。提取的公约数组合成故事的传统模型，就是笔者抽绎拟构而成的民间故事的传统。至于《毛狗子精》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构成叙事传统的“公约数”的力量，刘魁立先生曾感慨地说：“我在遍检浙江省个县当代(主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螺女型故事文本的时候发现，这一传统作品的当代记录同这一地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记录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竟是那么地相似。仔细想来，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当我全面寻检这一故事的历代文本时，便不能不对‘民众记忆’之保存传统的那种持久和稳定的强大力量，感到无比惊诧了”[6]。

　　故事构成的叙事传统层次相当复杂，除了第一层次的公约数以外，显然还有其他公约数的存在。撇开第一轮公约数，笔者发现毛狗子精故事还有更小层次的公约数，此时的《毛狗子精》故事就进入到特定地域文化传统里故事发生的种种变化，这种变化是“毛狗子精”故事生存的土壤，也是“毛狗子精”地方化的特殊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