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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传说与历史事实问题
从一般情况说，民间传说，大抵为一种群众之文艺创作，虽然彼不能不取材于社会事实（往往并涉及某种自然现象）。我国民间实有恒河沙数之传说，在形成上自然有种种不同情况，但大略可分为三种：（1）幻想或想象成分较多或简直占压倒优势之作；（2）现实成分较多，幻想只限于局部者；（3）基本上依据“真人真事”作成者。第一种不必说，乃一种道地的文艺创作，即主要乃取材各种资料，由创作者以高度之想象结构而成者。即第三种（此于数量上恐属少数），除彼本身具有之“传奇性”以外，在社会流传过程中，不能不受种种不同身份、经历、趣味之传述者，特别特殊之故事讲述家或民间艺人之剪裁、陶炼、藻饰、改动，因而必然具有一定之“创作性”，与原有故事中之人物、事件不能再完全相同，甚至可能有相当大之差异。此种情况，从现代口头流传之若干古代历史名人传说中，固可以探知其消息；而现在吾人所知悉之某些人物、事件，在社会流传中所起种种变异事实，亦大足供参证也。
刘三姐传说之形成，究属上述三种中之何种，一时不易判断。属于第一、二种，当然有颇大可能性。即使属于第三种，即其始有如传说中所云之杰出民间女诗人、女歌手及其与某男子对歌，结果两不相下之真人真事；而其终变为石头之情节（此乃故事形态上相当重要之部分），已属于虚构。至其后，故事不断丰富，乃至某些基本情节之改变（如对歌者变为三秀才，收梢已无化石之事等），更无须多说矣。由此观之，刘三姐传说，实与韩凭妻、孟姜女、山伯英台、白蛇娘子及望夫石等我国著名传说，同属于取材广泛社会生活而经过一定虚构之民间口头创作。其历史性，乃广义的，并非狭义的也。 过去学者信任民间相传之说法，固属非是。对此种民间创作，企图探本寻源，究明刘三姐之确为真人真实之想法，毋论不可能实现，即使真正成功，意义并非甚大也。
[1] 此为论文《刘三姐传说试论》中的一节，原载《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另参见《刘三姐传说试论﹡绪言》，《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
[2] 歌圩，为群众定期对唱民歌之一种民族节日，为广西境内甚流行。前人记述云：“四月间，乡村男女，指地为场，赛歌为戏，名曰歌圩。”（《龙州县志》“风俗”条）约略等于日本古代之歌垣、tiao歌会之类。
[3] 《歌圩》，原刊于一九六二年二十四日《南宁晚报》，此据广西壮族自治州群众文化资料编辑室编印《广西歌圩资料》所述。
[4] 《岭表纪蛮》第十八章《歌谣》，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
[5] 《粤江流域人民史》第二十六章《杂论·刘三姐出处》，中华书局，一九三九年。
[6] 《歌圩》，原刊于一九六二年二十四日《南宁晚报》，此据广西壮族自治州群众文化资料编辑室编印《广西歌圩资料》所述。
[7] 《广西民间文学丛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
[8]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１９４２），编著者陈志良在该书上册《歌谣之研究》第三章已说出比较明达之见解，大约谓该地人民对民族流行之唱歌风俗，推源思本，要个善歌者作开始人。刘三姐故事，就在此种情况下产生者。然陈氏亦未作较多之论述。
[9] 尚钺《歌谣的原始传说》（通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七期。
[10] 《新刻姑苏花锦城赵盛兰山歌刻传》，此处据张亚雄编著《花儿集》第120页转引。
[11] 据《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上册所述。
[12] 《多采的邕宁壮族歌圩》，《广西歌圩资料》，一九三六年。
[13] 《山歌故事》，《粤东客家山歌》，梅县民间文艺研究会（筹备），一九八一年。
[14] 《四仙女赛歌》，《壮族民间故事资料》第一集，壮族文学史编辑室，一九五九年。
(来源：钟敬文著：《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随笔》，
巴莫曲布嫫、康丽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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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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