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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矜罗马眷东方，
梦里华胥引兴长。
料想飙轮西去日，
秦碑蜀锦压归装。
——寄艾伯华博士杭州二绝之一，1934年夏作于东京。
民间故事的产生和传播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但是，对它的忠实记录，特别是科学研究，却是近代的事。据一般学者的说法，（近年略有异议）它的忠实记录的出现，是在前世纪的初期，那就是德国的格林兄弟的《民间故事集》。在将近前世纪的中叶，威廉·格林又提出了关于民间故事起源的看法，认为故事是远古神话在后世的变形物。此后，关于民间故事的见解、学说不断地产生。如大家所知，有语言学派、印度起源学派、人类学派，以至于现代还在世界上相当流行的芬兰学派，即历史地理学派等。
对民间故事进行类型的整理、探索，是芬兰学派的一种研究方法。自从阿尔奈等创用此法之后，它为许多国家的民间故事学者所采用。所谓AT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正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中国民间故事的科学的搜集、探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后兴起的。关于类型理论的介绍和仿作，更是在那以后的事。记得1927—1928年间，我和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诸位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创立了“民俗学会”，继续进行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开创的这种学术活动。1927年底，我和同乡青年学者杨成志得到了英国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学手册》（1914），我们都觉得书中所附的《印欧民间故事的若干类型》和《民俗学问题格》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就共同把其中的《印欧民间故事的若干类型》先行译成了中文，并于1928年刊行（稍后，杨成志译出了《问题格》）。这个小册子，一时颇引起了我和同行们的兴趣，接着，我跟赵景深都写了有关类型研究的文章发表。
1928年秋，我从广州转到杭州工作。在那里，我在教学之余，让继续着过去开始了的民俗学活动。我还在制作一些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分期刊载于当地出版的《民俗》周刊上，共约50余个，后来汇合起来，题为《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初刊于《民俗学专号》（即《民俗学集镌》第一册，1932），后来译成日文，承日本神话学者松村武雄等的好意，刊载于他们创办的《民俗学》月刊上（1933）。据关敬吾博士后来的回忆，它曾经引发了他对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的念头。
我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制作活动，后来因为学术上的注意点和对故事类型的作用的看法有些变化，没有一直进行下去。想不到，这种工作却由一位西方青年学者把它完成了，而且完成得那么漂亮！这就是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博士于1937年用德语写成、并在芬兰首都发表的这部著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以后，这项工作沉寂了数十年。直到70年代，才出现了美籍学者丁乃通教授在同一地域发表的一部新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78）。80年代以来，曾有些日本新起的“中国学者”加藤千代、马场英子等女士，颇有意于着手撰写这方面的新著，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终未能如愿。现在正在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的高木立子女士，有志进行中日民间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倘能成功，那她的成果，将是这方面的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
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是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的一种具有相当意义的学术工具书，它也是百多年来西方学者所撰写的一部比较有价值得中国民俗学力作。这部由德国学者所撰写的故事类型学著作，尽管是在种种限制的条件下出现的，但是，它却具有一些使我们不能忽视的特点和优点。
首先，它是把中国的民间故事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并按照中国故事的特点加以概括而写成的一部著作。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尽管要受到别的民族（特别是周边民族）的文化的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它总该拥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性格和风貌，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文化悠久、地域广阔的民族国家，它在文化上的这种特点，无疑更要显著些。从这点上看，中国传承德民间故事，虽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接收过邻近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影响（例如印度、阿拉伯等），但是，中国更多的民间文学作品，则是在本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相关民族心理的土壤上发育和茁壮生长起来的。即使那些从外族移植近来的作品，也必然要在流传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被本民族化（即中国化）。换一句话讲，就是它大都要具有中国特有的艺术精神与风致。因此，制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主要必须具有这种理解，而后根据它去操作，才可能合理。关于这一点，别的学者也许有不同的主张。但是，艾伯华博士却是坚持了这个宗旨的。近年所接触的一些国际同行，在谈话中，也大多承认这一点，并对艾博士的学术工作给予了赞许。
其次，本书所提供的类型是相当丰富的。它共收有类型三百余个（正格故事类型275个，滑稽故事类型31个）。它所使用的资料，比较限于沿海一带的省份，但是，中国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故事，已经大多数包含在里面了。作者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占有大量的资料，而在当时要实现这个愿望，还不那么容易。如前文所提到的，30年代我费力所草成的中国故事类型，不过五十余个；数年之后，一位外国青年学者，在短短的数年里，竟完成了这样一部超过将近几倍分量的专著。六十多年后，我回顾这种学术史迹，实在禁不住赞叹和惭愧之情。
再次，著者在本书里，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类型，并且还发表了许多对中国民间故事各方面事象的见解（包括对它的考证等），这些，从他的《前言》到许多类型后面的附记中，都随处可以见到。而且，像《前言》里所叙述的某些意见（例如，说中国民间故事的母题是富有生命力的，在现在还能形成新的民间故事、轶事之类），直到现在，还是值得参考的。总之，著者在这里，并不甘心于使他的书只成为提供给故事的比较研究者一些宝贵参考资料的检索文献，而是处处要以一个有自己见解的故事学者的身分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此外，书中附录的设置，也显示出著者的用心的精细和工作的周到。
总之，这是一部用力甚勤、收获不小的学术性著作。当我们想到当时种种有限的实际条件时，对此书所获得的成就就不能不更为赞叹了。当时的情景到底怎样呢？从客观方面说，那时，中国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处在开始阶段，而且已发表的资料还相当分散，难于集中。我是比较勤于收集资料的本国学人，但是，就我所得到的，也到底有限，这是可以从我所编制的故事类型中看得出来的。这样的困难，对中国学者来说尚且棘手，何况对一个外来的学者呢？再者，艾博士当时还不过是年不满三十的青年学者，学殖和经验还都不够充分，而他在短短的几年里，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这委实是不容易的。如果不嫌夸张一点地说，他的工作，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学术上的“奇迹”吧。
这部值得重视的著作以德文出版后，在东亚民俗学界，尽管一直没有一个译本，但是，在不少能够阅读德文的学者的自己的有关著作力，它是经常被引用的，这也正说明它的学术价值所在吧。
我跟艾博士虽然很早就互通信息，却始终没见过一面。这的确是一件憾事。但是，我们的学术友谊是弥足珍贵的，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像前文所说的，1928年秋天，我到了杭州，仍然继续着在家乡和中大时开始了的民俗学的工作。1928年春，已经编辑了《民俗》周刊。次年，又与友人创建了“中国民俗学会”。那时我们的劲头很大，还刊行了《民间月刊》及一些民俗丛书，并广泛召集会员来参加工作。当时，北大的歌谣学工作早已停顿，中大的民俗学活动也因人事的变动暂时趋于冷落。我曾在《中国民俗学运动歌》91932）里说：“但现在啊，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寥”，描述的正是这种情形。然而，各地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方所吹醒的知识青年们，这时却涌起了爱护乡土文化的热忱。他们对我们的民俗学工作表现了共鸣，还在本地进行了同样的工作——收集资料和刊行小型民俗书刊登。于是，杭州，差不多一时成了全国民俗学活动的新中心。在这同时，一些外国的（主要是日本与德国的）同行，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工作，与我们建立了通讯关系，互相寄赠刊物。在这中间，艾博士是最积极、最热心的以为国际朋友。他自动给我们写信，给我们寄来他们所办的刊物《宇宙》和他的学位论文（关于中国天文学史的），还为我们的刊物写过稿子。这对我们当时的工作真实极大的鼓舞！它使我们体会到“德不孤，必有邻”的真理。
1934年春，我辞去了浙江大学的教职，到东京进修民俗学、神话学的学问。就在这年夏天，艾博士为柏林人类学博物馆来华购办民族志的物品，自然，也有藉此来中国进行学术考察的用意。他到了中国，到了杭州，见不到我，心情颇有些惆怅。那里的友人在给我的信中报告了这种情形。我也同样感到惆怅，我在寄给他的诗中说：“闻说藕花湖畔路，怀人东望立多时”，即是体会到一位客居友人的心情，也宣泄了我自己这个不在家的东道主的同样心绪。
1936年夏，我从日本回国，这时，艾博士不知是否仍在北京。可是，我们没有通信。不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大战。一晃就是八年！接着是国内的解放战争。其间，我个人以政治的关系，又流亡香港。全国解放后，因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政府采取了闭关的政策。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不仅在政治上相隔绝，在学术上也互不通气了。而在上说的这段时间里，我跟艾博士的联络，是彻底地断绝了，真有“生死茫茫两不知”之感。
记得在文革将要结束的那些时候，有一天，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转来了一封西德学者的信。寄信者是该国《民间故事大百科全书》的主编。信中附来了关于我的词条的拟稿，希望我给核实一下，以便刊载。那词条末端的执笔者的签名正是艾博士！这当然给我以意外的惊喜。因为，它等于告诉我，我们虽然都老了，但还彼此都健在；其次是故人没有忘记我，竟郑重地为我写作了词条——词条的内容，主要介绍我的出身、简历和解放前的一些著作。后来，我陆续从国外来访的学者口中，略知艾博士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有时还到台湾旅行，并仍热心于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等。我听到后，自然在心里是为他喝彩的。
80年代前期，有一位菲律宾在华教学的女专家，在她届满将要回国之前，托人带信给我，说一定要见见我。当我跟她晤谈时，问到她非见我不可得理由是什么？想不到，她的回答竟是受了艾博士的影响。她说，艾博士认为，在大陆的学者中，我对民间文学（主要是民间故事）的态度是忠实可靠的。这使我大为感动，但在感动之余，也感到他对新中国这方面的事业有些误解。再后来，美籍华裔学者洪长泰来北师大访学，临返美时，我托他带了一些自己的近著和时下出版的忠实记录神话的资料本，目的是想增进艾博士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记录民间故事工作的理解。谁曾想，当洪博士把书转送给他时，他已经去世了。这件事，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有说不尽的遗憾。
前几年，美国衣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席金在温教授，来北京寻找关于东亚学术研究的合作者。他是加州大学出身的，曾经是艾博士的学生。当谈到合作项目时，我想起了艾博士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这部著作，就向他建议合作翻译、印行此书。我说，艾博士这本书，虽然是旧著，但还没有丧失它的使用价值。您是著者的高足，我是他早年的学术朋友，我们就合办这件好事吧。他欣然答应了。我们就开始运作。现在，这部译稿总算即将出版了。它得以汉文的形式，与东亚学界的广大读者见面，将不但使中国学者从中得到好处，就是对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者，也将会有所裨益。我想，艾博士若泉下有知，是一定能为他的这本著作在东方的广泛传播而感到欣慰的。
1998年
来源：钟敬文著：《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随笔》，
巴莫曲布嫫、康丽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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