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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春天，杜牧外放黄州为刺史，会昌四年（844）九月离开黄州，新任安徽池州刺史，在池州呆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池州，他亲理民政，经常深入乡间民里，察访调查。他登临当地风景名胜、采访古迹，并常以饮酒赏景之性情，赋诗题咏抒怀人间世事欢悦与沧桑，《清明》创作于任职安徽池州这段时日。
诗人在诗中提到“杏花村”，结合诗歌具体写作年代和诗人当时生活景况，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杏花村”为安徽贵池县的杏花村的真实性。杜牧爱喝酒、爱郊游，这些在当地文献中均有记载，《贵池县杏花村志》中也收有《清明》诗。《四库全书·杏花村志》记有：“杜牧之为池阳守，清明日出游诗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句”。《安徽风物志》说：“杏花村在池州（贵池县）城西，有杏林百亩，春来杏花竞放，艳如锦云。……村中有黄公酒炉，自酿美酒，以飨客商，因此，酒甘醇而远近驰名。”《池州府志》说：“杏花村，在池州城西里许，杜牧‘借问’句即指此”。《江南通志》亦记载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曾到过杏花村饮酒。
明确了杜牧写作《清明》的地点和时代，那么，《清明》诞生地的安徽等地，清明日的“雨纷纷”会带给人们怎样的心情呢？不妨看看地方志的记录：
安徽《直隶和州志》记载：“‘清明日’，插柳于门，祀先庙，扫墓挂纸钱（亦有先后数日者）。农家以是日望晴占麦（谚云：“清明柳叶焦，二麦吃力挑”。） ”[30]
江西《南昌府志》云：“‘清明’多雨损麦。谚曰‘麦吃四时水，只怕清明连夜雨’。”[31]《昭萍志略》亦有同样的记载。[32]《南康县志》则曰：“‘清明’，后插田。谚曰：‘松心高一尺，家家请就莳田客。’是日喜晴不喜雨，故谚曰：‘清明雨，蓑衣斗笠高挂起；清明晴，到处担秧莳草坪’。”[33]
农人喜欢晴朗的“清明日”，不仅在安徽和江西等地，就是在我国其他的一些地方也存在。广东《曲江县志》记载：“唯清明扫墓，‘清明日’，插柳踏青，制乌饭，扫墓挂纸钱。是日望晴占岁。谚云：清明晴，鱼游坪。言丰年也”。[34]
四川《金堂县志》曰“清明节”，宜晴。“谷雨节”，宜雨。[35]《巴县志》说三月三日为“上已”辰。土民祓除不祥，多为曲水流觞之饮。“清明日”，祭先、修墓、上冢，小儿簪柳于头，农家渍种。是日宜晴。入夜，以稻草缚花树上，云不生刺虫。“谷雨日”宜雨。[36]《南溪县志》说“清明日”宜晴。农家于“春分日”渍种，七日落泥，七日晒芽，故俗语曰：“泡春分，晒清明。”[37]《忠州直隶州志》记载：“是日宜晴。入夜，以稻草缚花树上，云不生刺蟊虫。‘谷雨日’宜雨，春寒谷种难生，至此日无不渍者”。[38]
地方志资料显示，安徽、江西、广东、四川等地的农民都希望“清明日”天气晴朗，这就说明当年的农业能够丰收，生活就有保障。如果“清明日”阴雨绵绵，意味当年将是灾年，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至此，从地方知识和文化基因的维度讨论杜牧的《清明》，其文化真谛昭然若揭了：细雨纷纷的“清明日”，加重了行人的愁绪，“行人”“断魂”不仅是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对自己孤旅飘零的伤感，更重要的是对今人生活的担忧；细雨纷纷的“清明日”强化了行人“断魂”的此情此境，激起了对年岁歉收的无限揪心。
结语
文章以清代至民国时期地方志记录的“清明节”习俗为讨论的基础，发现地方知识对于清明节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清明节对于地方文化体系建构的特殊价值，发现作为节气的清明对于清明节文化形成的意义，这些都是通过多样化的民俗活动和生活行为得以展示，得以表达。对于祖先世界与今人世界、亡灵世界与现实世界、当下世界与未来世界交互的特殊时日，天气的征候成为人们观察社会、预兆生活的方式，成为调节世人心理活动的重要元素。
既往对清明节的研究有两个误区应该引起注意：对清明节形成的文化基因重视不够。清明节气是构成清明节的文化基础，清明节文化是对清明节气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讨论清明节，清明节气不能置之不顾；清明节是地方民众的生活，先前我们的解释框架常常放在文人的诗歌或文献之中，对于清明节作为地方知识的性质重视不够，这就有些偏离方向。笔者以为地方志是记录清明节地方知识的有效载体，对地方志中关于清明节的记录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众生活中的清明节，更好地把清明节置于在地化和在时化的情境中理解与清明节相关的所有文化活动。
清明节祭祀（春祭、先祖祭祀）的仪式行为和心理活动展现出对于祖先、对于亲人的深深怀念；“清明日”天气变化的征兆包含民众对现实生活的不同心态。以此得出清明节不仅是祭祀祖先、追悼亲人的日子，也是人们实践和渴望美好生活的日子。通过解剖清明节的文化基因和地方知识，探讨杜牧《清明》的文化真谛，为解释古典文学提供思路，为节日文化的研究提供可以通行的路径。
本文原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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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林继富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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