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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杨宽先生的观点，还可以补充两条证据。
1、《月令》即《明堂阴阳记》中之一篇，西汉曾出土于鲁淹中。《月令》主阴阳五行之说，阴阳五行本出阴阳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艺文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月令》正是“叙四时之大顺”，欲以“为天下纲纪者”，亦所以记“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之“教令”，欲以“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者，是则《月令》所记与阴阳家言正好相合。
郑玄《三礼目录》曰：“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汉书·艺文志》曰：“《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遗事。”又：“《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
据此，则《明堂阴阳》与《礼古经》俱古文，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刘向《别录》将《礼记·月令》属之《明堂阴阳》，是有根据的。
2、《月令》季冬有“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一句，《吕氏春秋·十二纪》作“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淮南子·时则训》作“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与《十二纪》同，“邦”俱作“国”。这是避汉刘邦讳所为。上博简《孔子诗论》将《国风》作《邦风》，又有《鲁邦大旱》篇，“国”俱作“邦”。《月令》是《明堂阴阳》之一篇，出土于鲁淹中，所以，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原貌，仍然作“邦”。虽一字之差，但为《月令》成书于战国时添一新的证据。
至于《月令》与《逸周书·时训解》之间的关系，周玉秀在《〈逸周书〉文献的变异与汉以后的整理》一节中，将《逸周书·时训解》、《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大戴礼记·夏小正》文字，列表详细比较，她说：
《逸周书·时则训》每节的后半部分却与诸书有较大差异。其他各书所讲都是行政违反时令所造成的危害，《时训解》则说的是自然现象反常所预示的灾异，两者的性质是大不相同的。《时训解》的这种情况与谶纬之学有相通之处。……笔者认为，《时训》每节中的后半部分是汉人对先秦时令的训解。……我们说《时训》是汉人的训解，还可以从其语言特色上得到证明。……《时训》中每节的后半部分的写定时代当在东汉中晚期。
她从文献内容的异同和语言特色进行比较论证，言之有据。则《时训解》定出《月令》之后无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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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班固.汉书(第6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 周玉秀.《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 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5期，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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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语文新课程资源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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