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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代《诗经》研究兴盛，《诗》学在民间舆论之中受到高度重视，对汉代社会民俗文化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举凡教育、取名、节日等均受到《诗》之沾溉。
关键词：诗经；汉代；上巳节
中图分类号：I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6-0083-04
经学是汉代的主流文化，帝王尊儒选官，士人明经入仕，官吏援经治事，公私之学校教育亦以经学为核心内容。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渐次移风易俗，蔓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人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丧葬祭祀等无一不受到经学之浸染规范。 如汉代盛行之复仇风气即是受到《春秋》学义理之鼓荡，河南南阳出土有东汉画像石《讲经》，图刻大师讲经，弟子七人恭听，有笞者操箠以镇学规，此为当时生活之真实写照。而两汉史籍中传主十岁前即习经通经的记载屡见不鲜，亦可证明经学影响社会民众习尚之深广。《诗经》名列五经，它对于汉代民俗文化产生的影响，也很值得作为专题进行探讨。
由于朝廷的提倡与利禄的劝诱，汉代普通民众之中流行研读《诗经》的风习，两汉《诗经》学者多有出身贫寒之人，如习齐诗之匡衡家贫，庸作以供资用；习鲁诗之李咸，家贫母老，躬耕稼以奉养；治韩诗之尹勤，《东观汉记》言其“身牧豕，事亲至孝，无有交游，门生荆棘”。足见《诗经》学在下层民众中流传广泛。而通经入仕为显宦，因经发泰而显亲，自然也就成了民众的口碑，史籍之中多次引及关涉经学社会效应之民间谣谚，如“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书贤传》）、“说经铿铿扬子行”（《后汉书·杨政传》）、“论难僠僠祁圣元”、“问事不休贾长头”（《后汉书·贾逵传》）、“关西孔子杨伯起”（《后汉书·杨震传》）、“五经纵横周宣光”（《后汉书·周举》）、“解经不穷戴侍中”（《后汉书·戴凭传》）“五经纷纶井大春”（《后汉书·井丹传》）、“殿中无双丁孝公”（《后汉书·丁鸿传》）、“五经无双许叔重”（《后汉书·许慎传》）等，此类谣谚多见于《后汉书·儒林列传》。与《诗》学相关的有如下几则：
1、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汉书·匡衡传》、《西京杂记》）。
2、五经复兴鲁叔陵（《后汉书·鲁平传》、《太平御览》卷615引《东观汉记》）。
3、关东说《诗》陈君期（《太平御览》卷615引《东观汉纪》P204）。
4、德行恂恂召伯春（《后汉书·召驯传》P2573）。
这仅是就其《诗》学派别史书有明确记载的《诗经》学者而言，未计入兼通群经而不能详明其《诗》派者，如许慎、周宣光等都是博览书传。第4则民谣是称赞后汉韩诗学者召驯的道德志义的，第2则是赞美鲁诗学者鲁丕的学问，鲁丕字叔陵，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居官不废教，门生就学百余人，因故受到关东民众的敬仰。第3则是赞颂后汉韩诗学者陈嚣的。第1则见于《汉书·匡衡传》、《西京杂记》卷二，赞扬匡衡《诗》学精绝。句中“鼎”字，历来有二解，一云方义，应劭、服虔持此说，一以为匡衡小名，《西京杂记》、张晏持是说。《汉书·匡衡传》注释详明，“服虔曰：“鼎犹言当也，若言匡且来也。’应劭曰：‘鼎，方也。’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师古曰：‘服、应二说是也。’”两说并立，材料有限，未知孰是。这些谣谚或出于同行学者之口而流布于民众之间，或是民众口头诵说，家喻户晓，达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社会影响十分显著，内中充分反映了民众对儒家经师的敬仰之情，也于不经意中流露出了民众的价值取向。一般说来，民间谣谚对社会现象的反应最为及时而尖锐，能够集中表达民意。汉代民间流传的上述赞语无疑表明了民众对于经学价值的认可，揭示了汉代经学鼎盛的社会基础。
汉人重《诗》，崇敬《诗经》学者，一时成为共识。《急就篇》中言及儒家经典，想到“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砺身，智能通达多见闻”，颜师古注首句云：“宦，仕也。言欲仕学者，必当先讽读《诗》及《孝经》、《论语》也。” 文中之“诗”字专指《诗经》一书。《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史游所作，为教育儿童识字写字之教材，自汉至唐流传极广。书中所记儿童之教育可与东汉崔寔《四民月令》相参照。崔氏模仿《礼记》之《月令》，论述士、农、工、商四民一年之节日仪式而成《四民月令》一书，其中“正月”下云，“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后人辑佚所得原有注文，不知出于何人之手，“学书篇章”下有注，云“谓六甲、九九、《急就》、《三苍》之属” ，崔氏所言与《汉书·食货志》“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一致。崔氏另于“七月”下之七日言“曝经书及衣裳” ，于“十一月”下云“研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 。足见经书已融入民众之日常生活，而幼童习《急就篇》必然会连锁重视《诗经》，从而提升《诗经》之社会地位。《急就篇》之性质虽为启蒙读物，但其读者群不仅限于幼童，是书之残简于历史考古中时有发现，居延汉简有其简8支，流沙坠简有其简6支，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汉晋西陲木简亦存其文，而边地所存《急就篇》简牍乃是戍边士卒习字所书，足见其书应用之普遍，对于《诗》学的发展亦应会产生相当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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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语文新课程资源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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