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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董勋语又为杜公瞻引，一变俱变，所以现存最早的《荆楚岁时记》节录本也已多出八日谷及岁占的文句。南宋曾慥《类说》卷6录：“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以阴睛占丰耗。”朱胜非《绀珠集》卷5录：“正月七日谓之人日者，董勋《问礼俗》曰：正月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阴晴，兆其丰稔。”这就不仅窜乱了董勋《问礼俗》，也改变了杜公瞻以前的《荆楚岁时记》文本。
我们以为即使《类说》、《绀珠集》所录《荆楚岁时记》是现存最早的节录本，就岁后数日风俗一段而言却是不可靠的。它们与《初学记》卷4、《太平御览》卷30所引文本相较，显然是因为《东方朔占书》这种伪托的杂书的窜乱所致。北宋末的蔡絛、黄朝英著书举证《东方朔占书》，而南宋初年的曾慥《类说》（初刻于绍兴六年1136）、朱胜非《绀珠集》（绍兴七年1137王宗哲序）录《荆楚岁时记》竟有八日谷及以阴晴占候丰耗之文，充分说明《荆楚岁时记》文本在《东方朔占书》出现以后随即就新增了内涵。曾慥、朱胜非以后，南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6录李厚注引《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谓之人日，以阴晴卜丰耗。”虽不称八日谷，但岁占之说仍同 。这些新的因素尽管可能是宋代的情形，但绝不可能是宗懔、杜公瞻乃至董勋时代的民众风俗。
再看黄朝英，他在北宋哲宗绍圣（1094－1098）后举子，其《靖康缃素杂记》成于北宋末到宋室沦陷前，也即宣和五年《西清诗话》以后的数年间。我们大致可将黄朝英作为一个中界点，他所见《答问礼俗》、《荆楚岁时记》中尚无八日谷及岁占之说，并以《东方朔占书》疑惑《答问礼俗》、《荆楚岁时记》，责难宗懔，而在黄氏之后南宋初年的《类说》、《绀珠集》中即已有类似《东方朔占书》的内容，那么我们也确实可以反过来说，董勋《答问礼俗》及宗懔、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文本在南宋初年以后增加了八日谷和阴晴占验文字，即可反证《东方朔占书》之类杂占书籍相似内容的伪托也应发生在宋代以后。从这个角度似乎还可看到，一是《荆楚岁时记》此节的汉魏本应是原本，而秘笈本则当是据宋代以后文献辑录；二是《荆楚岁时记》文本的散佚时代还可能从学界所谓“元明之际”提前，即使在唐宋没有亡佚，也当存在各种不同的注释本、增改本 。
从文学作品看，唐人咏人日诗多怀人、庆赏主题，即使是杜甫“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表面似有以阴晴占岁之意，但实际也只是渲染出一种萧疏冷清氛围，并未直接指称阴晴占候之意，这是跟唐诗人日题材意旨相同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南宋作品中则有不少写到人日的占验俗信。如陆游“新岁逢人日，……霁景丰年象”（《人日》，有注云“今年元日至人日皆晴”）、赵蕃“元日虽晴人日阴，……未忧盈室无储粟”（《人日》）、方岳“年丰已卜晴人日”（《人日》之二）、魏了翁“天公只解作丰年”（［朝中措］《和刘左史光祖人日游南山追和去春词韵》）、“祈麦祈蚕，来趁元正七”（［醉落魄］《人日南山约应提刑懋之》）；牟巘“老天着意尤端的”、“看年年、天际不曾阴，真奇特”（［满江红］《寿赵枢密》）；王沂孙“人日更多阴”（［一萼红］《初春怀旧》）。这些南宋作家人日阴晴占候之作恰与唐人不同，反而跟北宋末、南宋初兴起的岁占风俗相互印证。
宋代以后这种俗信自然长期流传。如明高濂《雅尚斋遵生八笺》卷3：“岁朝一日为鸡，……七日为人，八日为谷。是日日色晴明温暖，则本事蕃息安泰；若值风雨阴寒，气象惨烈，则疾病衰减。以各日验之，若人值否，思预防以摄生。”直至近代这种岁首占验的风俗仍在传承，但究其根源也应是宋代以后渐兴，不必在隋唐前乃至西汉时代即有其说。
总之，就现存可靠文献说，岁后诸日增加八日谷名称及其阴晴占验俗信，当在两宋之际以后屡见称说。这样说来，秘笈本《荆楚岁时记》“人日”节注有“以阴晴占丰耗”一句，当然就是不可靠的文本。人日之说早有，惟其性质相对模糊，至于岁后诸日的占候更是晚兴之俗，因而我们要是由今本《荆楚岁时记》或伪本《东方朔占书》（及《京房占》等），不顾时代更替、文献聚散和民俗传承历史，就笼统判断中国古代人日属于岁占风俗，则结论亦似嫌过早。在董勋、宗懔、杜公瞻的时代即隋甚至唐以前，以人日为代表的岁首诸日，可能既非占候之日，也非创世神话的纪念，而基本是人畜生物的“年日”，可能具有一定的吉庆、护生、祈福意蕴。当然，隋世不磔不杀、招呼牛马的行事，也确实可能为宋代以后阴晴占候的观念留下生发演变的基础。但在文献依据上，董勋《答问礼俗》、宗懔及杜公瞻《荆楚岁时记》的原本，并无八日为谷及阴晴占验的文本。 （责任编辑：陈 剑）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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