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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生活为描述对象，通过叙述村民生活史中与放生有关的片断，呈现其中因放生观念而引发的冲突、困扰，探究放生盛行的原因及冲突的根源，以此揭示嘉绒藏区的宗教现状。
关键词：藏族 放生 嘉绒藏族村落 宗教生活 叙事
作者李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驻站博士后，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1。
在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民间信仰越来越与现代性纠缠在一起。民间信仰对于传统记忆的复苏、社区秩序的建构等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与其他并存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甚至冲突。
在中国农村，特别是宗教信仰浓厚的藏族农村，这一现象尤为突出。在具体情境中，宗教究竟是提供了安慰与和谐，还是制造了不安与冲突?其原因又是什么?通过叙述发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境内一个村落——若村中的事，笔者尝试探究这一问题。文中的数据和事实来自笔者2003年春至2005年秋在该村的五次调查。
若村的村民主要都是“嘉绒藏族”。从民国直到1953年前的文献都将嘉绒地区的族群称为“嘉绒族”。解放初，中央民族学院还设有“嘉绒族研究班”，创制了嘉绒拼音文字，记录当地的民间故事。1954年，政府将“嘉绒”识别为藏族，之后才有了“嘉绒藏族”这一称谓。
一、放生的宗教场域
若村所在区域处于“汉藏走廊”，在汉族和主流藏族文化的夹缝中，形成自己边缘文化的特质。它距县城12公里，一条河流顺着太阳运行的方向穿村而过，最终汇入大渡河。河中游动着沿河村落的藏族信徒放生的鱼。河两岸是连绵起伏的高山。从河谷至两侧的山腰是村落建筑分布的区域。村内有116户人家，共541人，除嘉绒藏族外，还有少量汉族移民以及他们与当地藏族联姻的后代。
除少部分汉族移民外，村民都信仰藏传佛教。村民家大多有供奉佛像、经书的经堂，这里也是各家请僧人施行宗教仪式的神圣场所。村落有自己的寺庙，名为“登古”。从河坝北上山坡，不到5分钟就可入登古寺转经、拜佛。在笔者调查期间，寺里有近20个僧人，均为本村人。除了外出求学，他们终年生活在村中。为村里的人家施行需要的仪式，是这些僧人在宗教修行外的主要生活内容。只有少数僧人长驻寺中，其余僧人都住在自家经堂修行。
和中国的大部分村落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的宗教解禁点燃了若村的信仰热情。被迫还俗、已为人父的老僧人纷纷披上僧袍，在村里四处活动，而年轻人出家也成了风气。不过，这一切没有持续多久。在席卷全国的经济热潮中，匆匆出家的年轻人又匆匆还俗。随后，宗教神奇地“走下神坛”，并与市场接轨。
据笔者统计，每户人家一年内最多要完成24种宗教仪式。这些仪式中，较为隆重、复杂的都在专门的宗教场所比如经堂、寺庙或山神祭坛举行；比较随意、不那么严格的则大多在家户的门外或厨房内进行。在登古寺进行的仪式有4种，在山神祭坛进行的有3种，而在经堂进行的则有7种。除5种仪式外，其余的均需僧人主持完成。僧人主持的仪式大都复杂、正规，没有僧人主持的仪式则简易而随便，并具有原始宗教性质。全村同时、同地参与的仪式有4种，全村同时、不同地进行的有2种，各家户在同时段分开进行、仪式内容相同的有6种，虽不是全村人参与，但由各家户派代表参与的有2种。
仪式分定期和不定期两类，前者有16种，后者有8种。定期仪式是约定俗成的，没有特殊的情境性目的，不定期仪式则有明确的情境性目的，如积财或祛病，有的仪式因新的情境例如经济情境的变化比以往变得频仍。在这些仪式中，家户仪式“格斯兹斯比”和全村性仪式“匆科”、“恩波”充分说明了宗教对村落生活的干预。
每年的藏历10月25、26日分别举行“匆科”和“恩波”仪式，这两天是登古寺，也是若村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匆科”全称“喇嘛乔巴匆科”，意为“上师供养资粮”，从25日晚至27日晚全村家户和登古寺都要点蜡烛和酥油灯纪念宗喀巴大师，所以又叫“燃灯节”。这段时间，有些家户带来自家的油桶和灯，在寺院里点，寺院灯火通明，供桌上连摆蜡烛的空位都很难找到。
25日，僧人们一早起来就要念经，上早课，供“曼扎”，为菩萨“出瑟”。“出瑟”后的水装入宝瓶，成为加持之水“别拉”。11点左右，村民陆续到来，开始举行“匆科”仪轨。僧人念诵“上师供养资粮经”，一些村民进入寺庙，男人盘腿，女人跪坐，聆听诵经，有时还起身磕头拜佛。寺庙外的村民，大部分围绕寺院转经；其余的有人在聊天，有人在晒太阳。僧人念经完毕后，几个村民将加持过的糖、肉、酒、糌粑等食物分发给全村人，先是成年男性，然后是老年女性，再就是年轻女性和小孩。领完食物，就在寺庙外的空地上吃起来，场面十分热闹。僧人们盘腿坐着，有村民把食物送到桌前。
26日举行的仪式叫“恩波”，也是全村参与的仪式。“恩波”的全称是“恩波斯觉”，意为奉送护法神。村长要去护法神殿迎请护法神，把绘有护法神的大唐卡挂在寺前的墙上，唐卡前的桌上放着全村的供品。僧人们充当仪仗队，有的敲鼓，有的吹号，村长当着全村人的面，从僧人手里接过象征权柄的“达打”。村民依次给护法神献哈达，捐钱，以头触碰唐卡，再转身离开。寺前的空地上站满了人，有时村长还要借这个机会召开全村大会，并在会上讲话。之后，村民入寺领“别拉”、“别跌”，分取供奉在护法神殿中的“多玛”。僧人分发完这些圣物，仪式结束，村民各自回家。偶尔大家还会跳“锅庄”、唱歌。村民走后，僧人们还要再念一会儿经。
在“恩波”仪式前后各一个月内，村民还要延请僧人到家中举行“格斯兹斯比”仪式。“格斯兹斯比”意为“冬天的仪轨”，必须赶在春节前进行，目的是求护法神常驻，消除灾难。家户的护法神与登古寺的是同一个。参与者为主人全家和邻居家的男性，地点在经堂和经堂前的平台。经文、仪轨与“恩波”相同，时间也是一整天，只不过从僧人手中接过“达打”的是各家的当家人。
如果说“恩波”是“格斯兹斯比”的放大，那么登古寺则是家户经堂的放大。可以说，家户的护法神和经堂的合法性均来源于登古寺，而护法神和经堂在家户的生活空间中又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在“恩波”、“匆科”中，全村分享登古寺提供的“神圣食物”。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家户的生活是由登古寺代表的宗教力量来定位、筹划和庇护的。神圣高于世俗，而且是世俗秩序的一种来源。
各家的当家人跪在经堂的门槛边，从僧人手中接过“达打”；村长以同一种姿势跪在登古寺的大门前，从僧人手中接过“达打”。这两个画面生动而富于象征性。村长充当“当家人”，似乎向人们暗示全村是一个扩大的家庭，村庙是扩大的经堂，家户与村落透过宗教这个媒介同形同构，交互映射。神圣与世俗的关系显得如此和谐，天衣无缝。
不过，正是在这个宗教场域中，却发生了下面要讲的事。这些事是笔者从调查到的村民生活史中截取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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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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