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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直到今天仍是中国的传统大节，她的地位仅次于春节，端午被人称为“龙舟节”、“诗人节”、“粽子节”，我们从她众多节日名称中仍能感受到她的生命活力。但在传统社会，端午并不是一个良辰吉日，我们这里要说的端午是旧时民间百姓心目中的端午。
民间向来有“善正月，恶五月”的说法，正月为善月，人们笑逐颜开、欢呼雀跃；五月很早就被视作“恶月”，人们小心谨慎，处处避忌，五月五日，更是恶月之“恶日”，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这天对小儿的保护尤为关键。因此在荆楚民间形成了“躲端午”的习俗，端午节这天，年轻的夫妇要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孩去外婆家躲一躲，以避不吉。日本鹿儿岛在五月五日也有类似的节俗，母亲这天背着不到一岁的小女孩在外跳称为“幼女祭”的圆圈舞。朝鲜称五月五日为“女儿节”，出嫁的女儿都回娘家，男女儿童用菖蒲汤洗脸，脸上涂胭脂，削菖蒲根作簪，“遍插头髻以避瘟”朝鲜小儿的这种打扮，称作“端午粧”（洪锡谟《东国岁时记》）。由此可知端午作为避忌日，特别是小儿的避忌日是整个东亚地区的通俗。
龙舟翻腾的端午，在过去却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恶日”，我们要揭示其中的奥秘，就不得不从传统社会民众的时间感受说起，在带有原始思维的民间社会，时间并不具有同一的中性性质，太阳同样是东升西落，但时间却具有不同的伦理属性，它们有善有恶，善恶的标准是看时令对于人生来说是利还是不利。正月为一年之首，又正值春回大地，万物萌生的时节，正月自然是人们欢呼雀跃的喜庆之月。仲夏五月却是令人忧心的不祥时节。
端午作为五月五日的节名，就目前所见资料看，始于魏晋时期。晋人周处在《风土记》中如下记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端午本是仲夏月的第一个午日，即夏历的午月午日，后人们用数字记时体制取代干支记时体制，以重五取代重午，但仍保持着端午之名。在端午这一人文节日形成之前，夏季的节俗集中在夏至，人们对夏至时节天文物候的观测与理解，构成了夏至节俗的基本内容。端午的出现削弱了夏至时间点的标示意义，但事实上，端午以夏至时节为时间基础，端午节俗的核心是人们对夏至时节的时间体验，端午与夏至在六朝曾经并重于随着岁时节日体系的完善，端午最终替代了夏至，但夏至的节俗功能大都潜移至端午节俗之中。
汉代以前属月令时代，人们重视自然节气的时间点。仲夏五月的重要节令是夏至，虽然五月五日在汉代已属特殊时间，但夏季的主要节俗还是集中在夏至。《礼记·月令》很严肃地对待这一时间点，“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夏至是阴气与阳气、死气与生气激烈争斗的时节，人们在这一时段，要保持身心的安定，要禁绝各种情欲，尤其是色欲；行政事务亦应采取“无为”的治理方式。在古人观念中，自然节令日是阴阳运动的关键日，也是人们精神紧张的时日，因此小心避忌，谨慎过关，是当时人的节日心态。
由于夏至时节阴阳二气的激烈争锋，阳迫于上，阴动于下，蛇虫出没，暑毒盛行。人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感受到生存的困难，因此人们将夏至所在的五月，视作“恶月”。既是恶月，自然会有诸多禁忌：不宜盖屋，“五月盖屋，令人头秃。”（《风俗通》佚文）不宜赴官，“五月到官，至免不迁。”（同前）不宜生子，“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论衡·四讳》）重重的禁忌表达了汉代人对五月人生的关注。我们在注意到五月自然气候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时，更应该看到汉代人对五月的认识是基于一种文化观念。在《夏小正》时代，五月并没有被视作恶月，那时只有蓄蘭、蓄药保健身体的习俗。汉代是神秘思想流行的时代，人们以阴阳五行的观念看待自然时空的变化；就阴阳五行的观念看，五月是阳气最盛的时刻，也是阳气开始衰微的时刻，在这样的时间关节点上，人们自然心存恐惧，五月也就被赋予恶的伦理意义，因此，一系列死亡型的故事也与五月发生了关联，诚如《论衡·四讳》所说：“夫忌讳非一，必讬之神怪，若设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这种五月为恶月的看法，主要也集中在北方。五月北方酷旱少雨，人们在这恶劣的时节只有静养“以顺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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