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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五、端阳、重午、天中节。
药俗
中国古代把五月特别是夏至节气视为不太吉祥的时候。《礼记•月令》讲夏至“阴阳争、死生分”。东汉郑玄疏注：“争者，阳方盛，阴气起也。”唐孔颖达疏：“死生分，阴气既起，故物半死半生。”《礼记·月令》进而提出君子安斋戒，掩身，节嗜欲声色，慎刑等。对于五月和夏至的认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慝（tè）将萌（慝，恶也；阴主杀，故谓之慝。夏至姤〈ɡòu〉卦用事，阴起于初，湿气升而灵虫生矣）；煖（xuàn）气始盛，虫、蠹并兴。”可见古人把五月看做是阴气到达端点而亏，阴恶的害虫萌生之月。注中“夏至姤卦用事”之句，反映了古人对端午的认识同夏至观念相关。《易经》中有“姤卦”（□□），孔颖达《正义》：“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刚，故名姤。”缪启愉解释说：“‘□’代表阴，‘□’代表阳。五条阳爻底下伏着一条阴爻，表明阴象已经在潜伏滋长。北半球‘夏至’昼最长，夜最短，过了夏至，夜就开始转长，即古人所谓‘夏至—阴生’。这正是姤卦所表示的现象。”（《四民月令》注释）也就是说，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被古人看做是不吉利的恶时，而这恰恰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
事实上，最晚在战国时，北方人已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齐国孟尝君生于五月五日，其父根据俗信，在降生时就要遗弃他，幸亏其母私下抚养，才长大成人。反映出时以五月五日生子为不祥的观念。直到汉代也是如此，王充《论衡•四讳》记载：“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东汉《风俗通》所载五月五日诸事不吉的说法更多，如“俗云五月到官，至晚不迁”；“五日盖房，令人头秃”；“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从战国到两汉，五月五日一直是人们公认的恶日，人们每逢此时要避恶。南北朝时代，《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仍把五月作为不吉祥的月份而有不少禁忌。直到明代，崇祯《嘉兴县志》仍说：“五月为恶月”，并引《礼记·月令》为证。当地民俗：“家悬神符，禁问疾吊丧诸不祥事，僧道诵经，五日作消灾令。”
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是以药克毒。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记载：“此日蓄采众药以蠲（juān）除毒气。”《荆楚岁时记》也说五月五日要“采杂药”。众药、杂药，言其多，古人又称之为“百药”，认为五月初五采药最灵验，药越多，效越大。唐韩鄂《四时纂要》说：端午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采摘百种草药的上截嫩头，嫩头的种类多更好，不限多少，一起捣烂，绞出浓汁；又拿三五升石灰，拌和到草汁里面，再捣熟，放在印模子里印脱成药饼子，晒干。治一切刀枪伤处和伤疡，止血，还可以治小儿恶疾。还说端午有斗百草之俗（《岁华纪丽》）。由于人们相信五月五日做成的药有奇效，所以中国古代药学著作《本草》中多以该日收药。收药的时间不仅在五日，更强调在午时。《梦粱录》讲南宋端午“采百药或修制药品，以为避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宋朝人陈元靓《岁时广记》列举了宋及前代众多的端午药俗：送术汤、掘韭泥、炼草灰、制艾熊、膏桃人、烧葵子、粉葛根、采菊茎、浸糯米、弃榴花、调苋（xiàn）菜、刈葈（xǐ）耳、取木耳、服龙芮、乾麕舌、挂商陆、荐汉术、收蜀葵、晒白矾、丸青蒿、种独蒜、食小蒜、汁葫荽、灰苦芙、羮蘩蒌（fán lóu）、摘苤苢（fǒu yǐ）、啖蓰蓉、制豨莶、相念药、相爱药、能饮药、不忘药、急中药、丁根药、金疮药等，真是琳琅满目，可谓制药日。采药之外还有其他药俗。一是“人曝药”,《岁时广记》引《提要录》：“五月五日晴，人曝药，岁无灾，雨则鬼曝药，人多病，此闽中谚语。”二是“焚古药”，《岁时广记》又引《岁时杂记》说：“端午午时，聚先所蓄时药，悉当庭焚之，辟疫气，或止烧术。”
端午采药之俗，直至明清时代尚且如此。明嘉靖《商城县志》：“采百药以治诸疾。”崇祯《常熟县志》：“午时收百草，备以为药。”嘉靖《石埭县志》：“烧苍术丹（云避瘟气）；采药物（日正午采百草、捉蟆，以备药物）；捕乌蛇（俗以午月午日午时捕乌蛸蛇酿药物）。”清乾隆甘肃《静宁州志》说当地也“采百草造百药”。
端午造药习俗中格外受到重视的是捕蟾蜍活动。《岁时广记》引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已讲到五日正午时取蟾蜍头有八字者，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避五兵。明清时期，则讲究端午用装墨蟾蜍涂肿毒。嘉靖《广平府志》说：“取虾蟆噙墨涂毒疮。”同治《宜昌府志》讲东湖“捕蟾蜍以墨入腹中，俟干取出，涂肿毒有验”。
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还有沐浴。此俗起源甚早，战国时代已有明确记载。《大戴礼记》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讲“浴兰汤兮沐芳华”。《岁时杂记》说北宋开封人“以桃心柳之类，燂（xún）汤以浴，皆浴兰之遗风也”。还有沐井水的风俗，《岁时广记》引《琐碎录》：“五月五日午时，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疫气不侵。俗采艾柳桃蒲揉水以浴。”在明代，万历《建阳县志》记载：“午时为天中节，采百药煎汤浴体，以免疱癣。”嘉靖《仙游县志》说：“至午时采百草为汤，浴体以去百病。”清代仍保留古俗，同治四川《高县志》讲：“沿山采药煎水净身，云免疮疥。”
以菖蒲、雄黄酒避毒是以一积极措施。《岁时广记》所引《岁时杂记》：“端五以菖蒲，或缕或屑泛酒。”又引“坡词注”：“近世五月五日，以菖蒲渍酒而饮。”所谓“近世”，大约是指唐五代以来，唐人殷尧藩《端午日》说：“不效艾府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知蒲酒是新兴饮品。至于雄黄，《岁时广记》引《玄微集》：“预研朱砂、雄黄细末，五月五日小调，用槐纸五斤，如小钱大，写天地日月五字，燃作五圆，桃柳汤吞下，大治疟疾，汉三十代天师虚静先生秘法。”明清时代与此不同，是将雄黄置于酒中饮用的。关于雄黄、菖蒲的药用价值，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又讲：“雄黄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驱痰功效。”
明清时期饮雄黄、菖蒲酒较为盛行。崇祯《乌程县志》说：“以菖蒲、雄黄泛。”嘉靖《汀州府志》记载甚详：“饮酒，午时侵晨，磨雄黄和草药于酒饮之，以辟邪气；及午供养祖先毕，则切菖蒲泛酒，大小胥庆，盖以菖蒲能延年故也。”万历《贵州志》讲：“取葛蒲细切，拌以雄黄，谓之续寿酒。”用葛蒲雄黄末屑和酒外，还要加朱砂，万历《扬州府志》记载：“泛酒用菖蒲、丹砂、雄黄，近作雄黄杯相赠。”饮酒毕，要将酒洒向四壁、角落，以避虫蛇。有的还在小孩的面颊耳鼻涂酒，以避毒。崇祯《嘉兴县志》不仅记载这些风俗，还谈了雄黄、菖蒲的作用：“雄黄，太阳之精，能避诸邪，解诸毒，菖蒲亦能□鬼气，杀诸虫，午日泛菖蒲于雄黄酒中，各以余酒染额、胸、手、足心，以辟邪毒，洒之墙壁门窗诸处，以辟蛇虫。”该志还记载了“瓶插桃榴葵艾以禳毒气”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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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搜狐读书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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