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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简捷适意，轻名教礼法。汉末动乱之后，传统的礼法秩序崩解，人们以方便简易为原则，对传统礼仪程序进行简化，并不严格遵循一定之规。传统的婚礼一般要行“周公六礼”，即经过六道礼仪程序才能完婚，这六道程序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魏晋以后，婚礼程序大为简化，当时有拜时妇、三日妇之说。拜时妇是因遇吉时或新年，将女子接来拜见舅姑，表示成礼。事毕，女子再回娘家，以后可以随时迎娶。即使遇到丧期，也可照常迎娶。这样就无形地突破了居丧不婚的礼制。三日妇是因丧乱的原因，男女同住几日后，虽未见舅姑，亦算成礼。上述两种婚姻形式都省去了六礼的繁琐程序，唐人杜佑认为舍弃六礼，简易成婚，是“隳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 但这种婚俗在当时流行，连“知礼达识”的王肃、张华等人也不以为非。杜佑对此感到费解，其实这也是合乎现实的选择，在当时动荡的环境下，人们不可能繁文缛节，只要能保证家嗣的传衍，其他可以不去计较。规范的礼制只有在太平社会才具有现实意义。不仅婚姻程序简化，就是夫妻关系亦随意、不拘礼法。东汉是夫尊妻卑，妻对夫应举案齐眉，夫对妻则有七去之法。班昭《女诫》宣称“夫有再嫁之义，女无二适之文。”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低下的。但魏晋以后妇女较少礼法局限，夫妻关系亲昵随意，上层女性尤为主动。《世说新语》曾记下这样一则故事：王安丰（戎）妇常称安丰为卿，安丰觉得不太合适，因为卿一般是君王对臣下、长者对晚辈的礼称，因此，安丰说：“妇人卿壻，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安丰妇却有自己的道理，她振振有辞：“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名士王戎自然通达，“遂恒听之”。当时女子妒风甚盛，宋明帝曾让人作《妒妇记》。这种妒风也反映了妇人保护自身的要求。南朝的丧礼亦尚简易，社会上下多各以己意行之，“时人间丧事多不遵礼，朝终夕殡，相尚以速。” 丧葬之礼从速从简，成为风尚，“衣衾棺椁，以速为荣。”致使官员上书皇帝呼吁“请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敛，如其不奉，加以纠绳。”民间礼仪需要政府干预，可见当时丧仪的移易。一些士人还预先安排自己的后事，以合乎自己生前的情性。刘宋时的张融在病重时遗令：不设祭，让人拿着麈尾上屋招魂。并特别吩咐“ 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哀事毕，各遣还家。” 刘杳临终遗命：死后丧事从简，“随得一地，容棺而已。”不设灵筵及祭奠。其子遵行。诸如此类的事例，屡见于《南史》，随意简约成为当时丧葬习俗的突出特征。
三、重个体情味，轻公共关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社会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两汉士人以此为标榜，东汉末年虽然士人大多失之于狂狷，但其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可是，在专断政府的政治高压下士人的政治信念被国家暴力所揉碎；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六朝人半是无奈半是自愿地退出公共生活，他们不再注目于政治，热衷于玄学清谈，推崇老庄自然无为思想，注重的是个人对生活的品味、个人的情感体验、个人的情志发舒，达到“无避无应，尽用其情”的目的。 因而六朝人抛弃了政治情结，脱去礼法的束缚，淡漠于公共关怀，由社会返回自然，人们各自寻找着适合于自己趣味的生活方式，扩展着自己的私人空间。六朝人通过两种方式回归自然：一是以放纵性情的方式回到人性的自然，一是以优游林下的方式回到山水清幽的物性自然。首先看第一种人，阮籍、刘伶为代表。阮籍本来想作一番事业，但在当时环境下，他为了保全自己，选择了离开“世事”之路。《晋书》本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阮籍一改前代名士清议的习惯，清谈玄远，不评论时事，不臧否人物，终日纵酒求乐。刘伶亦不问世事，嗜酒如命，自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他著《酒德颂》，称赞“兀然而醉，豁尔而醒”的生活。有时刘伶“脱衣倮形”于室中，有人见了不以为然，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 刘伶以屋室之内为自己的隐秘空间，在这一空间内他拥有充分的自由，外人是不应该进入这一私人空间的，刘伶的这种私人观念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沉溺于个人的情欲生活之中，自然不会再有社会责任感与公共关怀的意识。一如当时人所说：“酒，正使人人自远。” 这是放浪形骸一类。其次是遁迹山林一类，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他们远离喧嚣的尘世，面对的是无言的山水，在静谧的自然中体味生活的情趣。陶渊明的隐居生活自得适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亦乐在山水之间，他在《山居赋》中说，“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谢平生于知游，棲清广于山川。” 以自然为邻、以山水为友体现了南朝人避世隐逸的生活情趣，“性爱山水”的萧子显，在追忆平生时说，每当他登高目极，临水送归，见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等情景时总是情满于怀，不能自已。所以他深有感触地说，“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 上述两种退隐方式，在魏晋时是无奈的选择，但到了南朝时代，人们因沉溺已久，将其视作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喝酒并不为消愁，喝酒是为了快活，当时把痛饮称为“酣畅”。如袁粲虽“位任隆重，”但他依然保持着“爱好虚远”的禀性，不以公务为念，“独步园林，诗酒自适。”家居，也是“杖策逍遥，当其意得，悠然忘返。” 南朝士人情系山水，为了朝暮欣赏，有的即山为舍，有的在私人庭院内模山范水，私修园林不仅说明世族生活的奢华，同时它亦表明了园主的情趣与公共社会分隔的意识。除纵酒、逍遥山水之间外，六朝人还喜欢清谈调侃，围棋盘马，赌博等。关注个体的情味，是南朝民众生活的突出表现。在前述物质生活方面也有较多的说明。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别为传统社会人们的进与退、仕与隐提供了方便法门，六朝社会私人空间显著扩张，私人感受替代了礼法制度，个体情趣淹没了公共关怀，人们将生活的重心转向了家庭，家庭成为人们身心的依托，与家有关的民俗活动较前代活跃，爱恋家乡成为士民普遍具有的情结。这种生活态度的变化是六朝人注意描述故土家族生活的精神动因。
【说明】本文原为笔者博士论文《<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一部分，《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前沿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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