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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王室腐败，宦官专权，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首先，宦官势力左右朝政，引起了在朝士人的强烈不满。文人士夫为了社稷利益与树立名节的需要，在不与宦官势力合作的同时，对腐败专断的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悻直之风，于斯甚矣。” 在与宦官及外戚势力的斗争中，形成了在野的民间士人与在朝名士之间互相声援的批评力量，他们自立于政府之外，利用讲学及其他手段“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引导、推动社会舆论，形成了一股强健的“清议”风气。其次，宦官擅权还阻断了一般士人的晋升之路。在人材选拔上，汉朝向以征辟、察举为入仕的两种途径，但宦官把持政权后，任人唯亲，“非其子弟，即其亲知。”出现“释贤取愚”的恶劣结果。因此给本为政府后备人材的太学诸生造成了入仕的困难，诸生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仕途，意味着满怀政治热情的太学生被无情地剥夺了参政的权利，他们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也就很容易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的中坚力量。于是在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中出现了执政与非执政、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对立。桓帝延熹九年（166），因名士河南尹李膺处死了犯罪的宦官张成，宦官集团恼怒，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于是天子震怒，颁令全国，逮捕党人，并布告天下。这是有名的党锢之祸。但文人士夫并没有屈服，反而共相标榜，以“天下名士”为荣誉。推出了一批俊杰人望，如一世所宗的“三君”，人之英“八俊”，德之引人的“八顾”等等，李膺、陈蕃、王畅尤为人杰当时太学传言“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这些名士不避权贵，勇于直言，在社会上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史称：他们“并危言高论，不隐豪强。由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 但挟持皇帝的宦官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大兴党狱，最终将敢于发言的文人士夫党人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几年之后，宦官又利用灵帝下诏，将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党祸遍及全国。通过两次大规模的党狱，最终将敢于发言的文人士夫扼杀殆尽。“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从此正直废放，邪枉当道，社会风气为之改变，人们不再以德行学问为本，专以趋势交游为务。人们对民族国家公共生活的兴趣大为衰减，关乎世事民情的清议流为虚名无实的清谈。正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所说，“当时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中国的文化也为之凋残。”
二、六朝私人空间的显著扩张
在东汉末年锢人禁言的残酷打击之下，气节之士凋零，文人士夫开始从公共生活中退隐，由此产生了两个新的变化趋向，一是儒生从经术干禄的故途转向民间私人讲学与研修，学术发展摆脱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所带来思想局限，向更广更深的层次扩展；一是人们已开始放弃群体认同互相标榜的方式，转而寻求“一种更个人性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境界。” 伴随着东汉帝国的崩溃，已经朽败的儒学体系更加支离破碎，魏晋以后失去儒学束缚的人们自觉地实践着上述两方面的内容。精神信念的变化与现实的苦难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人们不再有激扬声名的政治热情， 从处士横议转向清谈老庄，从品核公卿治政德行转向品味个人才情风神，从关心国家朝政大事转向关心个人的感官享受，因此注重社会等级身份的名教，自然成为必需去除的束缚，人们要求“去自拘束之累”（东晋·张湛语），“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语）。对过分道德化的儒学精神的逆反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趋势，社会上层如曹操选拔人材“唯才是举”，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亦“得而用之”。 魏晋文人士夫中常有“蔑弃典文，不遵礼度”之人。何晏、阮籍“口谈玄虚，不遵礼法。”王衍之徒“不以物务自婴，”犯礼逾制蔚成风气，因此名教的捍卫者“深患时俗放荡，不遵儒术。” 但亦无可如何。南朝社会继续向着“任情适性”的方向发展，正如东晋士人张湛所论：“故当生之乐者，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而复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娱，以仁义为关键，用礼教为衿带，自枯槁于当年，求余名于后世者，是不达乎生生之趣也。” 张湛直白地表露了当时士人的一般心态；而号称“江东步兵”的张季鸾（张翰）在有人问他：您纵适一时，难道就不考虑留名于世？张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二张的这种放弃远大人生理想，把握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是南朝社会普遍看重生活质量的心理动因。在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生命有如朝露的时代，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认识要比和平安定时代人深刻得多，珍视生活，品味生活成为人们追寻的目标，我们从前述六朝人的物质生活情形中就可直接感受到这一点。
六朝私人空间扩张具体有如下三种表现：
一、重家室个人，轻君国天下。两汉士人忧心国事，前仆后继，“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 魏晋以后，政入私门，国士不以国事为重，“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结党营私，取士用人，专注于私情私利，门阀世族当政者以朝政为家务，信用私人，南朝社会是典型的家族统治，从朝官到镇守地方的刺史大都是皇族成员，所谓“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既然国事为私人包揽，那么游离于政事之外的名士大姓就无需关心国事，“经世致用至此转化为逍遥抱一”（汤用彤语）他们或“独学弗肯养众”，或清谈交游，或追逐个人享乐，出现“蔑礼法而崇放达，视主之颠危若路人” 的政治冷漠。而乡村社会亦随着礼教秩序的破坏，有着较强教化意味的里社行政组织已开始演变为民众自愿自主组织的村社，村社生活向民间化、私人化发展。南朝乡村的岁时生活就体现了这一变化，如社日，四邻结合为社，开展社祀活动，没有了里正主持的行政色彩。南朝人虽不尽忠但很尽孝，十分在意家庭孝道，在社交往来中注重家讳，太保王弘熟悉《百家谱》“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 王因此为人赞誉。触犯名讳是人之大忌，萧琛与梁武帝是老交情，一次偶犯武帝偏讳，武帝马上变了脸色，琛说陛下不应如此在意，武帝说“各有家风。” 可见南朝人家族观念的浓厚。与尽孝相关的是对丧事的重视，从皇室到平民如遭重丧无不痛悼，如昭明太子母丧不食，会稽郭原平“佣赁养母”，母亲去世“毁脊弥甚”。南朝人重视亲情，如果说南朝人重丧的话，更准确地说是他们重视对亡故亲人感情表达。颜之推说：“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 就是说在遭丧事哀痛时，人们不即时前来吊唁，主要不是礼仪问题，而是说缺乏同情心。南朝人的感情敏感而细腻，不仅死别如此，生离亦然。“江南饯送，下泣言离。”与北方风俗大不相同，“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分离，欢笑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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