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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两汉时期，士人关心国事，议论时政，公共生活活跃；魏晋以后，基于社会环境的原因，人们不再有激扬声名的政治热情，从处士横议转向清谈老庄，从品核公卿治政德行转向品味个人才情风神，从关心国家朝政大事转向关心个人的感官享受，因此注重社会等级身份的名教，自然成为必须去除的束缚，私人空间显著扩张。
主题词：汉魏六朝 公共空间 私人空间
公共空间指公众共享的公共生活领域，在这一人文空间中人们可以形成公共意见，人们能够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对有关国计民生等普遍而重大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自由地结成集团或组织，进行对话与交流。私人空间指以个体情感、利益为中心的私人活动范围，它与公共空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共同构成人们的生活世界，但在传统社会中，二者受到国家政治的强烈影响，它们的范围广狭取决于国家社会的性质。汉魏六朝时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范围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
一、心忧天下的两汉士人
战国秦汉是以自由民为主体的古代社会，古代社会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上古社会的治政精神，虽然出现了以帝王为核心的专制政体，但人们有着较强烈的国家社稷意识，忠于王室与忠于国家一致。因此重视现世事功、刚健有为的儒家思想在汉代中期取得独尊地位，儒家思想成为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学校教育、学术研究及人才选拔均以通晓儒家学说为标准，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浸淫之下，文人士大夫也就汲汲然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有人说“（汉）武帝以后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是儒生。” 汉武帝以前主要是出身并不显赫的开国功臣与文吏、出身军功者和以赀候选的富人。西汉政权基础较为宽阔，地方宗族豪强常遭抑制。西汉末年，中央统驭力下降，地方势力抬头，在反抗王莽统治与平息农民起义的武力斗争中，地方豪族利用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争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但这些地方豪族的领头人大多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儒士大夫，他们起事也大都有维护社稷的用意。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四中专列“东汉功臣多尽儒”条。这些人构成了东汉新政权的中坚力量。地方豪族与中央政权的结合，开启了东汉以后较长时间内的国家政治的矛盾格局。一方面，威重一方的豪族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有利于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地方豪族势力扩张不仅与国家争夺土地人口，而且自然会滋生离心倾向、对皇权构成威胁。政治的稳定有赖于中央政权自身的力量与对矛盾调控的能力。东汉时期地方势力开始增长，地方大姓“世仕州郡”，但处于形成期的士族在当时与王室有着荣损与共的关系，并且东汉王室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注意协调与地方豪族的关系，采取种种方式汲纳名士。汉光武帝刘秀特重儒学，重儒生、尚节义，在人材选举上，除前代的贤良方正、孝廉秀才外，又增设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等名目。以儒家伦理规范作为取士任贤的选拔标准，因此在社会上培植出重视修身惜名的风气，如后人所评论：东汉虽无事业之人物“而德行之君子，乃云蒸霞蔚，几于比屋可封。可谓中国历史上之伦理时代。” 在儒学盛行的时代，儒家伦理思想已基本上内化为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准则，因此造就了一大批享有社会声誉的名士。在东汉名士中虽不乏沽名窃誉“以赡其私” 者，但名士作为社会公众人物，一般还是珍重名誉的。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之中。名士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他们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评判的责任。以心忧天下为职志，而且它同时亦为聚族忠君的精神力量。因此东汉时期在人们的一般理念中，仍然一如前代，忠君即忠于天下。东汉名士直接介入国家公共生活之中。
两汉时期文人士夫是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在东汉末期以前，文人士夫大多通过道德、学术的声名与学问（所谓“经明行修”）进入政府，直接参政议政。并且利用自己的声名与地位操纵乡论、主持选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着实际的影响。东汉时最有名的人物批评家是郭泰、许劭，“天下言拔士者咸推许郭。” 许劭与从兄许靖在汝南对乡党人物是每月一评，俗称“月旦评”。他们对人物的品评直接关系到人材的选拔。因为在以儒家礼教治国的时代，人的品行是第一考虑要素，而人在出仕之前的道德实践只能在家族与乡里的活动中体现，所以宗族乡党的评论即“乡论”非常重要。而主持乡论的就是许劭这样的名士。
但是也有一批贤士，采取与政府疏离的政策，在地方荐举甚至公府辟举中他们并不就职，而且这种现象在东汉中期之后逾来逾多，如贺纯“十辟公府，三举贤良方正，五征博士，四公车征，皆不就。” 东汉人这种辞退推举的行为在当时为民间舆论所推许，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观念，人们无论是否应聘他都会因朝廷重视而获得名誉，有可能最后需皇帝特别征聘，落得更大的声名。如张楷，“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到县邑卖药，州郡选举他为茂才，授长陵令职，张不赴任，“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仍不就。汉安元年（142），汉顺帝特下诏，说张楷“轻贵乐贱，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认为张之所以不赴任是地方官员“优贤不足”，因此要求州郡“以礼发遣”。 由此可见，当时的士人是在以曲求伸。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德行引起社会更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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