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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R·D·詹姆森对胡适从史学的角度研究这一故事的异文现象颇为赞赏，“我要提请大家关注的中国的不同的异文，已由胡适博士进行了研究。他写了题为《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的论文，连载在中国的《现代评论》杂志上”，论文的目的“在于剖析民间故事的性质，并评价那些在历史上并不可信，但却对故事的产生有巨大影响，甚至导致偏差的历史事件”。胡适“考察了这个故事的演变过程，它曾是中国宋代一个很奇妙的史实，以后经过故事、小说、戏剧的不断加工改编，到清代时已经演变成一个故事的模式”。R·D·詹姆森特别提到胡适对历史民俗现象和细节的关注和研究：胡适博士认为没有理由否认这些历史材料，甚至是那关于头饰的玉钗的细节，也不一定就是要去否认，那不过是历史事件中所加入的风俗的反映。因此，“在这个历史原型中，即使某些细节是失真的，但这一历史事件所表现的清晰的内容与意义，如皇位继承人生母的特权与荣誉被他人篡夺，以及人们对太后执政的不满情绪都为后来情节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沃土”。（詹姆森，1995）很显然，引起R·D·詹姆森对胡适论文的兴趣和重视就在于文中所涉及到的历史、风俗等民俗学上的相关诠释和结论上，折射出胡适于具体研究过程中的民俗学学术偏向和“历史演进法”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可行。
三
在评论界眼里，胡适的“历史演进法”主要是为中国小说研究开辟了新路径，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其主要成就。陈平原论道，“胡适的主要成就不在古史辨，而在为中国小说研究开辟新境界”。（陈平原，1998：203）毋庸置疑，胡适小说考证的初衷在于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并不牵扯到民俗学。据实论来，他的小说考证在改变人们陈旧、落后的文学观念上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以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学术探讨，将小说提高到与经史子集同等重要乃至更高的位置，小说由此步入了学术研究的殿堂。尽管前有梁启超曾把小说誉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1902）但他所说的小说概念并不包括《水浒传》这样的中国传统小说，而是指“被他赋予了理想内涵的‘新小说’”，（杨联芬，2003：22）即作为“载道”之工具，至于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小说则被其斥责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也就根本不值得去作学术的研究和探讨了。所以，唐德刚就曾说：“把小说当成一项‘学术主题’来研究，在中国实始于胡适！”（胡适，1988：241）胡适的“历史演进法”于小说研究方面上的突出成就显而易见，也为人们所普遍关注，但它于民俗学方法论上的价值和贡献却多多少少被人淡忘和忽视。陈平原看到了胡适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历史演进法”对于“故事或民谣等的研究尚非致命的弱点”，但对于《水浒传》等文学名著的研究来说，却有着“难以原谅的缺失”。（陈平原，1998：208）确实，史料的缺乏往往会导致种种错误的判断，如胡适为了纠正《〈水浒传〉考证》的错误，不得不补充了《〈水浒传〉后考》就是一例证。而胡适的“考据癖”也常常使他过于专注故事演化的考辨，关注故事之所以发生发展的时势世事和民众情绪，即民俗学内涵，而疏于文学艺术价值的解析。由此，或许可以说，胡适是借小说的本子做的原是民俗学方面的工作。
胡适于文学上的努力却结出民俗学上的硕果，既有个体的原因，也有方法论本身的因素。钟敬文先生在晚年时就说：
中国典籍丰富，又有考据传统，因此，考据便成了中国民俗学的一大特色。无论哪位学者，也无论他使用过怎样的方法，在他的著作中，几乎都会程度不同地留有考据学的身影，这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民俗学。（詹姆森，1995：5）
陈平原以为“母题”是民俗学上的概念，胡适所借鉴的“都是民俗学方法”。（唐德刚，1997：208）应该说，这话是有一定来由的。胡适的诸多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母题”和“考据学”打转，他的“历史癖”又常常使他偏离文学的视线，进入民俗学研究领域。当小说不再是“小道”、“稗史”，“历史演变法”于学术史上的思想意义不复存在时，它在民俗学上的价值和作用却日益凸显，且当时就直接影响到民俗学大家顾颉刚，推动了“古史辨派”的形成。不过，至于论及“历史演进法”就是民俗学方法，就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虽说“历史演进法”切合民俗学特点，并且是民俗学上惯用的主要方法，但绝非民俗学科的专利，胡适以此考证古典文学，顾颉刚以此研究史学都足以说明“历史演进法”是众学科共同的研究方法。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历史延续性，取历史的视角看视社会文化现象，亦是学术研究中惯用的方法，所以，有学者说，一切的科学都可说是历史的科学。但对“历史演进法”作民俗学方法框定本身也可以想见它在民俗学学科的地位和影响。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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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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