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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俗控制影响与代际传承脉络中的家戏
“民俗控制在习俗环境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俗民群体依据习俗规范的约束，有具体意向地要求俗民成员无条件遵守，如有违规越轨行为，就会受到惩罚；如能模范遵守就会受到表彰奖赏。另一类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的约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做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乌丙安，2001：138）历史上丁村家戏班的“烫牙饭”入会仪式在村落习俗环境中就是有目的的带有制度性的民俗控制，家戏的表演内容在家族习俗环境中是有意向、有目的的民俗控制。
根据陶富海先生的考证｛1｝和现在丁村家戏班成员的叙述，传统丁村家戏的组织演出自有其一套特殊的办法。在历史上丁村演家戏是不索取任何报酬的，全部自愿参加，尽心尽力。烫牙饭是组织和慰藉家戏参加者的一种礼仪形式，也是给参加者心理上的一条禁约规范，犹如饮血盟誓，把大家用烫牙饭的形式凝聚到一起来了。当演出家戏时，首先由会首或首事人，会同村长、村副共同协商，由村长和会首共同出面，买来各种肉蛋蔬菜，请厨师在火神庙里立起土坯筑成的风火炉，将买来的各类蔬菜烹制成“大烩菜”，几天前就看到招告的家戏及社火爱好者们，纷纷聚集到火神庙里，由村长和会首讲明家戏演出原因及吃烫牙饭的宗旨。凡愿意参加本次活动者，均需领取一碗滚烫的大烩菜，当场吃掉，以示决心参加，毫不退缩。只要你吃了烩菜，就是吃了“烫牙饭”，就要实现诺言，此次家戏演出或社火活动，必须无条件参加。虽然没有明显的盟誓活动，实际上已经盟誓了。吃了烫牙饭，如有反悔，想打退堂鼓，不仅会遭到人们的指责，而且村长会勒令你再把饭吐出来。吐饭，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有无条件好好干了。在人类学界，仪式被认为是最能够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与符号表述。仪式，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家戏班子吃“烫牙饭”的仪式应该是强化秩序、整合群体的一个方式，也是维护自身存在的一种作用机制。在人们参加仪式活动的过程中，具有一种教化、培养个人情操的作用。而强调这种个人情操的保持，就是强调了成员履行义务的责任，这是该民间社团组织秩序赖以存在和维持的基础。从民俗学角度分析，该仪式是民间社团组织自我管理的规约型民俗控制。
晋南地区主要流行剧种为蒲剧，丁村人称为“乱弹”。但同时也流行着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小曲小调，俗称之为“小戏”。这种小戏流传不广，但在当地民众中有相当坚实的基础和悠久的传承历史，因此家戏的剧种多为这些小戏。丁村家戏最早唱的是“秧歌”，这是一种单纯、粗犷，近似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吼号吟诵的曲调。这种曲调后来曾被蒲剧代替了一段时间。民国十八年（1929年），村民弓武烈给娘娘庙还愿，在现在的运城一带请了一班说书的来丁村，唱了一种“眉户调”，从此，眉户调开始进入了丁村，并逐渐取代了秧歌。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丁村家戏虽然偶尔也唱蒲剧，但还是以眉户调为主，至于秧歌，已经基本失传了。
丁村家戏所演剧目，多为折子戏，主要是受了家戏班人员、设备、功底的影响而无力排演大本头戏。剧本主要来源是靠流传下来的手抄剧本和老艺人口耳相传的教授。曾经演出过的剧目有《折桂斧》、《研磨》、《张连卖步》、《刘秀走南阳》、《烧窑》、《花亭会》、《闹书馆》、《舍饭》、《三对面》、《三娘教子》、《落碗记》、《藏舟》、《亚仙辞母》、《阎王乐》、《庙中会》、《安安送米》、《大钉缸》、《三上轿》、《芦花》等。从家戏剧目的演出内容分析，演员运用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具有鲜明的是非观、价值观及道德观的故事。引用家戏把头郭善陀的话就是“都是演教人学好的戏”。家戏的演出都是在利用寓教于乐的故事情节，潜移默化地进行对村民行为的规范。提倡什么行为，支持什么行为，赞扬什么行为，反对什么行为，揭露什么行为，惩治什么行为，认可什么行为，不认可什么行为，都用生动鲜明的形象展示出来，供人们选择和判别。中国的儒家传统观念总是较多地从善恶伦理及血缘观念来认识人，家戏的剧目内容都是处在劝善惩恶、遵法守理的思想框架中。丁村家戏是对村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用虚拟的舞台人物形象作比喻，家戏的演出行为成为预警教育，从而达到教育行为人、调整和管理传统习俗社会秩序的目的。从民俗学角度分析，家戏演出属于民间约束民众行为进行先期防范型的隐喻型民俗控制。
20世纪60年代以后，家戏班由集体同乐性质的民间社团改为“官”办宣传队，由大队干部组织并由大队支出一定的经费，人员以生产队的工分为报酬。从此，烫牙饭绝吃，新节目完全取代了家戏的传统剧目，演出组织在本质上与原来家戏班有了根本区别。在该阶段，演出过《小二黑结婚》、《兄妹开荒》、《梁秋燕》、《白毛女》等一批新剧目。丁村的传统家戏班事实上宣告完结。在“文革”期间，以家戏艺人为班底的宣传队演出一些适应当时时代情境的《忆苦思甜》、《鱼水情深》、《老两口学毛选》等眉户戏。在民族—国家处于政治高度控制的背景下，无论是民间的社会组织还是民间的叙事声音，都被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建设秩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取代了地方性知识，符合民众生活逻辑与想象逻辑的文化体系被彻底摈弃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民指导政策的提出，丁村个体化生产方式全面展开，家戏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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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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