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

 

　　历史/结构的辨证关系

 

　　萨林斯的关于南太平洋地区殖民遭遇的论述，意图传达一个基本的理念：人类学家所称的“结构”——文化秩序的象征性关系——乃是一种历史事物。20他指出，历史乃是依据事物的意义图式安排的，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情形千差万别。也可以倒过来说：文化的图式也是以历史的方式进行安排的，因为它们在实践展演的过程中，其意义或多或少地受到重新估价。在人们进行的创造性行动中，人们依据对文化秩序的既有理解，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赋予其行动目标以意义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按照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说法，一个事件是一个普遍现象独一无二的现实化，是一种文化模式的偶然实现，另一方面，人们会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他们的惯用图式，也就是说，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改变了。21他试图证明，人们认为结构人类学强烈地排斥历史，重系统、轻事件，重共时性，轻历时性等等都是一种偏见，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发现结构，反之亦然。22可以这样说，萨林斯的一系列论述，真正把握了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历史/结构辨证关系的精髓。

　　结构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大范式，对西方人文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借助乱伦禁忌的范例性研究，使人类学摆脱了自然科学，并直接地、专门地将人类学置于文化的根基上。23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追求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一方面，结构主义是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背后，寻找“无意识的”基础结构，这就是共时性的观点；另一方面，“习俗是作为外在规范被给予的，这些非感性的规范不仅决定着个体的情感，也决定着这些情感可能或必须得到呈现的环境。”24皮亚杰认为，这些规范于具有恒久性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共时性成了不变化的历时性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列维-斯特劳斯想要废除历史，只是在历史引起变化的地方，问题依然是“结构”，不过这一次是历时性的了。25

　　列维-斯特劳斯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结构的意义：“如果，正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心灵的无意识活动是在于将形式赋予内容，并且如果这些形式从根本上说对于所有心灵——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文明的——都是相同的，那么，为了获得对其他制度和其他习俗同样是正确的解释原则，掌握蕴含在每一种制度与每一项习俗后面的无意识结构就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充分的。”26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正是人类心灵的无意识活动才使古往今来的社会制度、习俗惯例具有形式，这些形式便是他称之为无意识的结构。通过实践（les pratiques）这一概念，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引入马克思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结构”是插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图式系统，“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话，屡次推断说，实践（les practiques）似乎是直接来自实践活动（praxis）的。我并不怀疑基础结构的无庸置辨的优先性，我相信，在实践与实践活动之间永远存在着调节者，即一种概念图式，运用这种概念图式，彼此均无其独立存在的质料与形式形成为结构，即形成为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智的实体。”27

　　列维-斯特劳斯一生追求的志业，就是要从现在寻找过去。他的创见在于他并没有把人类本性和文化变迁对立起来，而是力求将前者置于后者的背景之中，把它当作一种抽象统一的结构，来统摄具体可见的变异现象。他试图在挖掘文化特殊性意涵的同时，建构出一种人类知识的统一体。28他认为，人类学家的目标乃是超出所持有的那些有意识的和变幻无常的想象，去把握全部无意识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并不是无限制的，并且相互之间皆有联系的一些相容或不相容的关系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逻辑框架；这个框架虽然也许是不可预见的，但决不是任意的。29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探讨了图腾神话及其相关的仪式，认为图腾及其相关仪式的神圣性——结构、系统——来自于图腾神话、图腾的象征性图案在历史以来就已经形成的特定意义，图腾及其相关仪式的神圣性作为一个分类系统、一个不断转换的共时性结构，如同一个巨大的时间黑洞，吸纳了绵延的历史，包容了众多历史事件的逻辑偶然性与情绪波动性。因此，历时性存在于共时性之中，人们可以从共时性的结构、系统中追溯历时性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为野性的思维所支配的神话、图腾、仪式等等人类文化现象，其中表现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可逆的时间观念，而可逆的时间则具有“前后一致性”和“无限扩展的可能性”。30

　　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历史/结构的辨证思考，并没有使人类学充分地尊重历史。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利科等人的论战，反而使结构主义一步步迈向“结构”的颠峰，成就了结构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文科学的宏图霸业。萨特强调历史是统一性和总体性的，而列维-斯特劳斯则认为，历史的内容完全是幻觉性和神话性的，历史学家选择一个既定的地域或时期，他只能建构局部的历史，无法获取意义重大的全面的历史，不存在总体性的历史，只存在放弃了核心主体（人类）的历史的多样性。31列维-斯特劳斯与哲学家的论辩，选用的客体就是专门用来推翻历史性之优先性的，他曾经批评功能主义忽视历史，但历史属于偶然性之域，他在必然与偶然、自然与文化、形式与内容之间确立的二分法，把结构与科学、事件与偶然排成了一列，以这种方式驱逐了历史性。3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开始注意到对“文化”或“结构”的非历史性分析存在的严重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以及整个社会文化人类学转向时间的导向，关注事件、行为、实践以及人的能动因素，标志着“文化”这一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已起了根本的转变。33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反思历史/结构之间的关系，萨林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萨林斯认为，自从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功能主义的全盛时期，西方人类学将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对立奉若神明。但是，从夏威夷的例子中，萨林斯认为，夏威夷的结构证明自身具有历史性，夏威夷的历史仍旧自始至终都建立在结构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偶然性情境的系统化编排的基础上。34结构究竟是内含于历史之中还是作为历史本身而存在的？35萨林斯从两个基本观察开始他的讨论。第一个是：“看视之眼乃是传统的器官”，人类的社会经验是由一般概念所组成的特定感知，它既是任意性的又是历史性的；第二个观点是在经验的脉络中对约定俗成的概念的运用，这一运用使得文化的意义取决于实践的重新评价，在这里存在着双重的范畴冒险：传统的范畴在被运用来与一个有着自身理性的、自在的、具有潜在的自为性的世界相联系的时候，它们就被改变了，即使世界能够轻而易举地逃脱某些特定人群的解释框架，也没有什么能保证那些明智的、有意图的主体，带着他们的某些社会利益与个人经历，以既定的方式去运用那些现存的范畴。36从以上的基本观察出发，萨林斯认为，首先，在夏威夷人的行动中，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延续性：即作为传统运作器官的观察世界的眼睛。从康德到索绪尔再到博厄斯、列维-斯特劳斯，他们的研究告诫人们，人类主体的经验，特别是当它们在话语中进行交流的时候，包含着一种以先验的概念为媒介的对事件的占用。夏威夷人正是通过将世界视为文化类别的逻辑事例来认识世界的：“库克船长是一个神”这一对于陌生人的认识，伴随着感知与概念，他们运用既有的、先验的概念感知库克船长，使其可以被自己理解，并传达给其他人。库克船长的从天而降是一个真正史无前例的事件，夏威夷人从未见过，但是通过将存在的独特性包容于概念的熟悉性，人们把他们的现在嵌入到过去之中。对于夏威夷人来说，在库克成为他们眼前的事实之前，他已是他们传统中的一个存在了。37

　　其次，经验的真实（感知）在它们所有的特殊性上从来都无法与神话（概念）完全吻合，就像库克船长无法与夏威夷人赋予他的高贵地位完全相称一样。客观真实的赌博就在于词语与事物之间的不对称性。现实世界中每一个文化概念的运用都将使这些概念服从于情境的限定，这就是对于符号的功能性再估价，比如夏威夷禁忌概念的再评价。实际上，禁忌之类的符号具有多义性，但是当他们在现实中被运用的时候，禁忌泽被固定在某些有选择的意义上，它的某一种意义被强调，在所有可能的意义中被凸显出来，同时，其关联性也被制造出来，以凝结出一些与此前所有的运用中都不相同的特殊命题。38因此，在人类具体的行为中，作为概念之载体的符号纳入到了不同的逻辑运作过程，如隐喻与类比、内涵与外延的再界定、意义的特殊化与普遍化、转移与置换，以及对于符号的创造性“误解”等等。39

　　库克船长在夏威夷群岛的一系列遭遇，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于一种不可分割的牢固整合之中，象征行为是由无法规避的过去与不可化约的现在所共同构成的一个双重组合体。那些使经验得以组织和交流的概念，都来自于已被普遍接受的文化图式，所以无法规避过去，而任何行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所谓人不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所以现在不可化约。40现在超越过去，同时又保持忠实于过去的这一可能性，取决于文化秩序以及现实情境。41夏威夷的个案表明，将变与不变，或者历史与结构，或者事件与结构看作是两种互不相容的对立观这一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变迁，仅仅将它看作“事件”，而与“结构”对立起来，是十分有害的。其实，一个事件并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偶发事实，它是这一事件与给定的象征系统之间的一种关系。尽管一个事件作为一次发生有它自身的“客观”属性以及来自于其他世界（系统）的原因，但是真正对事件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并不是这些属性本身，而是它们从某些图式中所投射出来的意义。42比如，“发现”号船长克拉克与夏威夷土著头人卡尼奥尼奥的初次见面，夏威夷的女人在船上与水手同餐共饮，随后夏威夷女人与英国水手之间的性关系，对于英国人来说是这一系列事件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当事件放置于它所从属的价值（夏威夷文化系统）中来理解的时候，这一系列简单的事件却转化成了一个个至关重要的并接结构（“发现”号船长克拉克与卡尼奥尼奥相遇时的矛盾关系，夏威夷女子与英国水手的性关系，英国人的力量与夏威夷平民的意向联手，让后者反抗他们自己的头人）43在夏威夷的文化系统中，产生了特定的意义：这是一种对于男人的污染，外来者的神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以及女人对于禁忌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