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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上文的分析，织女为七月之星，被作为秋天到来和女工伊始的标志，而牵牛为八月之星，被作为视牲和祭献的标志，两者时间不同，事义亦别，似乎毫不相干，岂不是与七夕故事和民俗中两者息息相关的关系相矛盾吗？其实，当七月，织女星升上天顶并垂顾人间织妇之时，牵牛星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牵牛与织女之间，盈盈一水，原本相去不远。七月过后，当一度高悬天顶的织女离开天顶向西倾斜时，牵牛星就后来居上，升上了最高点了，岁序也随之进入仲秋八月。多情的牵牛就是这样在织女身后紧追不舍，然而天命难违，这对生死冤家之间永远间隔着那段咫尺天涯的时、空距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综上所述，可见七夕故事和民俗的各个主要环节，都可以由其与岁时的关系得以解释：织女之名织女，因其为纺绩之月的标志；牵牛之名牵牛，则因其为视牲之月即八月的标志；当此夏秋之交，织女星和牵牛星先后双双升上中天，隔河相望，牛女七夕会银河的故事即由此而来；七夕穿针乞巧，不过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纺织季；乞巧之时陈设瓜枣，则是因为此时正是瓜枣成熟的季节。至于民间传说中，因为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之后，分手之际，织女都会伤心落泪，因此，每到七月七，天上就会飘下一阵绵绵细雨。七夕的雨水自然不是织女的泪水，七夕之所以多雨，不过是因为初秋七月，正是副热带高压向北移动导致华北连绵秋雨季节开始的时候，《夏小正》说：“七月……时有霖雨。”《月令》六月云：“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七月云：“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可见古人早就对夏秋之交多雨的气候特点了然于心。总之，七夕故事的每一个关目都能在古人的时间感中找到源头，天上的星星、地上的鸣虫、人间的织女、初秋的阴雨以及成熟的瓜果，都因其在时序中的同时呈现而被联系起来，被赋予相同的时序意义，被编织于同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时间性对于人类知识和叙事的奠基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时间，作为大自然恒久不变、周而复始的节律，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计作息，也引导着人们的认识和叙事。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时间与其说是人类认知和度量的对象，不如说是人类理解和度量万物的可能性条件。时间川流不息，万物生生不已，世间万物都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浮隐现，并因此进入或者退出人类的生活和视野，因其在时间这一宏大节律中所出现的不同关口，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被归于不同的认识范畴，被纳入不同的故事情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时间，或者说大自然的节律，就是造物造化众生的脚本；“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传》），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就是这个脚本搬演的舞台；“天地缊，万物化醇”（《易传》），物类熙熙，众生纷纶，则是这个舞台上周而复始重复上演的戏剧。每年七夕，牛郎织女天河会，不过是这场戏剧中一个哀婉多情的片段而已。
七夕故事和风俗的时间性，表明它原本只是一个秋天的节日，七夕故事所蕴含的意义，也不过是时令转换、秋天开始的消息。尽管有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但七夕却初与爱情无关。七夕，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日，拉开了秋天的序幕，而秋天的戏剧永远是令人伤感的悲剧，秋风起兮，繁华落尽，万物萧条，令人黯然神伤。因此，七夕与其是情人的节日，不如说是一个伤情的日子，与其说是一个令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日子，不如说是一个自古多情伤离别的日子。七夕非爱情的季节，因此，在古人的观念中，七夕对于婚嫁，并非一个吉利的日子，牛郎织女的爱情，也并没有花好月圆的意味。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占卜简书《日书甲种》就有以牛郎织女为占的条目，一条说：“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另一条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1｝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七夕故事，对于爱情和婚嫁而言，原本是凶多吉少的“下下签”，是抽不得的。
时下国人炒作七夕情人节概念，原因之一是为了和西方的情人节抗衡，用心可谓良苦，然而，把七夕当成情人节，可谓数典忘祖。本土意识为了回应外来冲击而“复兴”传统，却不得不参照外来文化而对传统进行重新阐释，因此反倒使“传统”成了外来文化的拙劣模仿。其实，中国原本是有自己的情人节的，它和西方的圣瓦伦丁节一样，不在秋天，而在春天。在古代，包括春分、花朝、春社、清明、上巳等等在内的春天节日，除了其特有的与农事、祭祀有关的仪式内容之外，无一不是风情摇曳的爱情节日，且不说自古以来那些在春天节日上吟唱的诗篇中流露出来的无边风月，翻翻宋明话本、元人戏文，那些多情的才子佳人们几乎无一不是在清明上巳、踏青游春的游戏场上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说到底，万物盛开、摇荡性灵的春天才是滋生爱情的季节。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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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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