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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七月的纺织娘唱歌，还有那些天生会弹琴的秋虫，《七月》中的纺织娘唱道：“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斯螽”是一种蚱蜢，“莎鸡”不是鸡，是纺织娘，“蟋蟀”就是促织，纺织娘和促织一般人往往不加分别，这里我们也不需要严加辨别。这些卑微的生命，潜隐于草柯土块间，尤其是蟋蟀，整个夏天都无声无息，人们几乎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但是，一入秋天，它们就开始了天籁的鸣唱，而且随着天气渐冷，它们为了取暖，逐渐偎近人的居屋。“七月在野”，七月开始在野外远远地自在放歌；“八月在宇”，八月已经来到了屋檐下唱起夜曲；“九月在户”，九月就进了人家的门户殷勤弦歌了；“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严冬来临，蟋蟀已经登堂入室蛰伏过冬了。这些秋虫的歌声陪伴着纺织娘的劳作一起兴歇，一往情深地为纺织娘的夜歌伴奏，因此，它们也就获得了促织和纺织娘的雅号。纬书《春秋考异邮》称：“立秋趣织鸣，女功急趣之。”《易纬通卦验》也说：“蟋蟀之虫，随阴迎阳，居壁向外，趣妇女织绩，女工之象。”就一言道破促织得名的缘由。“促织鸣，懒妇惊”，诸如此类的谚语一直流传在民间。秋夜的虫唱，正如闺中的夜作、天上的织女一样，也曾引起古代诗人无边的惆怅。“秋风嫋嫋入曲房，罗帐含月思心伤，蟋蟀夜鸣断人肠，长夜思君心飞扬。”（汤惠休《白纻舞歌诗》）七月始歌的蟋蟀被称为促织、纺织娘，也足以证明七月是女工夜绩的月份，从而说明织女星得名之缘由。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我们谈的原是七夕，而上面喋喋谈论的却只是七月，这一切，又与七月七这个特殊的时日何干？其实，七夕和织女的关系，表明它原本只是一个标志秋季开启、女工伊始的日子，是根据物候和星象确定时令，其来历肯定可以追溯到成文历法产生之前很久的史前时代，即观象授时的时代。天文学家根据天文学的岁差原理推算，认为以织女作为七月星象的习俗可以追溯到距离现在五六千年之前，而这也就意味着，也许那个时候的华夏先民就已经在讲述着牵牛织女的故事了。这个时期，既然没有成文历法，因此，也不可能给这一天规定一个确切的日期，而只能在每一年夏秋之交根据天象和物候大致确定，因此，这个时候人们肯定已经认识到织女星和促织的纪时作用，但肯定不会有七月七这样一个日期，也不会有七夕的概念，当然更不可能把织女和促织跟七月七联系起来。只是后来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历术的成熟，有了成文历法，才可以用数字明确地标定日期，这个节日才可能在历书中被固定在一个确切的日期。直到这时，牛郎织女的故事和诗意才会和七月七这个特殊的日子建立起扯连不断的因缘。现存的史料也表明，七月七的字样只有在东汉之后的文献中才屡屡出现，而七夕故事和诗歌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才丰满起来。
七夕节乞巧风俗，显然就是源于其与入秋夜绩、女红劳作之间的关联。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七夕之后，妇女开始纺绩裁衣，因此在这一天陈设针线，祈求心灵手巧，既是一种郑重其事的仪式，也是一种劳作季节开始前的心理准备。正是凭借着这种年复一年的乞巧仪式，牛郎织女的故事才代代相传，流传人间。
《荆楚岁时记》说七夕乞巧时要“陈果瓜于庭中以乞巧”，此外，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晋代周处《周处风土记》、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皆记载有七夕乞巧陈设果瓜祭献牵牛织女的习俗。七夕何以必须陈设瓜果？有学者从瓜果联想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的诗句，说这种活动象征女性崇拜或生殖崇拜，这未免太“即空见色”，想入非非。其实，这种习俗并无什么神秘意味或象征意味。七夕之所以刻意陈设瓜果，不过是因为七月之时，正是瓜果成熟的时候，《七月》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通“瓠”，即葫芦，又云：“八月剥枣”，《七月》之诗旨在叙农时，诗中特意提到食瓜、剥枣，可见我们的祖先自古就重视瓜、枣成熟的时令意义。七月之后，瓜果飘香，因此，妇女们于七夕聚会之际，陈设瓜果，作为祭祀牛、女的应时之物。其实，这些瓜果名义上是供神，最后终究还是被聚会的人间儿女们自己享用了。正因为七夕与瓜果之间的时令关联，因此，汉代纬书《春秋合诚图》说：“织女，天女也，主瓜果。”（《开元占经》引）则在古人心目中，织女俨然成了瓜果的象征。中国传统星象图中，在织女的东边，牵牛星附近，有一组星的名字叫瓠瓜（即西方星图中的海豚座），瓠瓜边上还有一组更暗的星叫败瓜，显然也是古人用为瓜果成熟时节的时间标志的，古人当黄昏之际看到这个星象出现在头顶时，就知道该是断瓠剥枣的时候了，而败瓜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不及时采摘，瓜果就会颓败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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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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