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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创作的史诗常常有数千行之多，没有程式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它们由固定的结构因素所组成，诸如，程式随着即兴表演而变化。西方史诗中的这种技巧是由帕里（M. Parry）、洛德（A.B.Lord）和鲍勒（C.M.Bowra）发现的。9本文中关于蒙古、藏族、克尔克孜史诗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手段。就史诗而言，在口头表达中，人们会发现几种风格：最重要的是言语模式，其次有背诵模式和歌唱模式。在一般的口头文学中，通过韵律、音乐和歌唱，散体与诗体相遇、结合、交织。在一种口头表演的散体、诗体和戏剧体之间，具有一种过渡性的而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区别。这个观念改变了西方世界中对散文或诗歌进行定义的观点。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界定中，这种散文与诗歌的区分是怎样做出的，或者应该怎样做出？ 一个口头文本不仅同该史诗的各种形式相关联，而且也同其他史诗和文类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文类界定为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系列作品，那么我们就应当考虑到口头与书写文本的分类是在文化之内和文化之间做出的。同一文化之中的不同文本是互相补充的。在文化之内和之间的分类比较给各种文类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提供更清楚的观照。产生于蒙古族和藏族民间的世界著名史诗《格萨（斯）尔》，不仅在中国各民族中流传并深受他们的喜爱，而且还流传到了蒙古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家各民族当中，成为当地国家和民族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和藏族流传的《格斯（萨）》尔史诗文本，虽然具有共同的起源和故事题材，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从藏族《贵德分章本格萨尔》，蒙古北京版《格斯尔》和蒙古族《琶杰本格斯尔》，人们可以发现各民族史诗所寄托的独特民族精神和独特的审美理想。（扎拉嘎《〈格斯尔〉与〈格萨尔〉：关于三个文本的比较研究》，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二）文化语境研究
口头文学有一种社会功能。文化语境的要素是建构故事房屋的砖石。这些因素涉及日常生活的现实，地理环境和社会组织等等。另一方面，故事也可以成为掌控听众的手段，以便为了某种利益而服务。获取有关地方背景的信息，如习俗、传统、事件、社会关系等，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的有些地区，不是任何人、任何歌手都可以演唱史诗的，只有祭司、巫师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仪式上才能演唱史诗。巫师兼歌手现象的大量存在，成为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南方民族史诗传承古老性与独特性的体现。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北方三大英雄史诗中也存在着。最初的史诗演唱者多由巫师或萨满担任，人们相信他们通过巫术仪式使神附体，是神授使他们获得演唱史诗的本领。
藏族艺人说唱之前的烟祭、戴帽说唱、蒙古族艺人唱前向格斯尔大王祈祷，以及在各种年节的说唱，不仅反映了格萨尔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同时也是其所属古老民族文化和宗教观念的体现。对于普通的牧人来说，格萨尔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格萨尔大王征战而奠定的基础。现在，格萨尔虽然不在人世，但他和他的战将们的灵魂还在。在演唱中，他们既可以聆听艺人的演唱，观看舞蹈、格萨尔唐卡，以及供奉着格萨尔和他的爱妃，他的30员大将的塑像或画像，人们用心灵感受着格萨尔的护佑。对老百姓来说，格萨尔虽然是天神下凡，但是他比其他神佛都更加亲切。人们认为供奉格萨尔可以消灾赐福。许多人甚至觉得，遇到灾难时，唱上几段格萨尔战斗的诗篇，可以逢凶化吉。喜庆的日子里，吟诵《格萨尔》中的各类赞词，可以招财纳福，护佑吉祥。在藏区各地有许多格萨尔庙，供奉着英雄格萨尔的雕像或唐卡，成为人们膜拜的场所。
史诗说唱，说到底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与人们的岁时仪式生活关系紧密。每年的藏历新年、六月里的雪顿节、婚丧嫁娶等场合，人们要请格萨尔艺人说唱。孩子出生时要唱《英雄诞生》。藏区7、8月的“赛马会”、秋季的“浪山节”时要演唱《赛马称王》，每年藏历4月15日朝圣转山转湖之后，每年正月十五传昭、祈祷法会时，艺人都要说唱《格萨尔》。在康区、安多藏区，流行“格萨尔恰姆”的宗教舞蹈，一种兼说唱、宗教跳神舞蹈和民间勇士舞蹈为一体与打击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四川甘孜的佐钦寺每年举行一次大型的“格萨尔恰姆”演出。后来这一节日传到青海贵德县罗汉堂乡的昨那寺。此后，每年农历5月29日就演出这种舞蹈，还有13名大将的习武表演等。史诗被移植为藏戏，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表演研究
在口头表演中，音乐常常起到关键的作用。在不同的文化中，史诗的表演往往是讲唱结合。伴奏音乐极为密切地联系着情感，那是由诗歌之魂激发出来的情感。歌手通常强调，他们发现没有音乐的表演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讲述与音乐是一种活的统一体，它在今天得到更为认真的研究，这种研究必将开启新的视野，并且引起人们对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人为区分进行重新反思。藏族民间艺人吸收民间音乐的营养创造了丰富的曲牌，配以不同的人物和场景。各种不同的曲调有80余种。根据《格萨尔》文学唱词和音乐的语调风格、节奏规律和结构格式，不难看出它们都具有源于同一个地区文化艺术的明显特征，即都是由吸收和借鉴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西藏康区和牧区广为流传的山歌、牧歌和强盗歌的内容和形式而形成的。根据史诗中的记载，《格萨尔》唱腔音乐本来丰富多彩，但它由于完全依靠原始的口传形式保存于民间，未能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使其失去了众多的唱腔。而广大的民间仍保存着许多类似唱腔。根据近代许多“仲堪”(《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说唱表演，他们为了讲述更多更长的史诗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内容方面，对于音乐唱腔的使用还远远没有做到人物专曲专用的基本要求。如《赛马称王》全书共由56个唱段组成，其中以人物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唱腔就达36首之多；《霍尔岭大战》全书共由233个唱段组成，其中以人物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唱腔就有46首。所有这些充分说明，音乐以其独有的艺术手段或功能塑造了众多不同人物的艺术形象，为史诗的内容增添了无比辉煌的光彩，为《格萨尔》的传播、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浅谈<格萨尔>说唱音乐艺术》，《西藏研究》，边多，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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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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