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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国际学术格局中，重新审视中国史诗研究的现状，探讨其发展前景，就需要我们有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就需要了解国际学界在近年来的理论建树。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在《民族文学研究》上，陆续介绍了20世纪民俗学的重要成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国是口头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其中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口头叙事文学蕴藏丰富，处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我国的三大史诗流传地区，出现过不少演唱艺人，有一些歌手的演唱曲目丰富，篇幅巨大。对此，我们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亟需向科学化、国际化迈进。我国史诗研究从初创到发展，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理论思考相对薄弱，学术规范尚在形成阶段。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研究队伍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理论和方法论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从现有的条件和已经开始的工作来看，中国史诗研究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民族文学研究所建所20年来，逐步形成了一个老中青相结合、语言门类布局合理、研究重点突出、人员优化组合的史诗研究队伍。一些资深研究员已经在史诗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经验。 我所的一些研究者从1960年代开始积累了史诗研究资料，大多数为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包括录音的口头文本、各种手抄本和刻本、图片和实物资料等。同时，他们对散落各地的地方资料也做了相应的统计工作。我所于1999年申请建立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化手段，抢救濒临消亡的活态口头传统。资料搜集范围主要是各民族史诗的口头文本、音像资料和艺人资料。资料库在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方式、手段、文本整理、编目归档、保存利用等环节，都实行了现代化的系统管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和耐久性，对我国史诗研究来说，都将是空前的，基本上达到了与国际接轨的要求。
（二）对国外研究状况的评述：
19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世界历史面向现代工业社会。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因此，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此人们开始对口述的半口述的以及源于口述的文化予以重视。如德国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 William Grimm,1786-1859）便是典型的一个例子。
20世纪世界史诗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受到历史研究的启迪，加之分析程序的日益严密化，人们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冷静思考。英国古典学家鲍勒(C.M.Bowra 1961)首创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的对比研究，重新界定英雄史诗，深入阐发了它的文类意义。1960年代美国学者洛德(A.B.Lord 1960)创立比较口头传统研究新领域，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地域、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
显然，帕里对19世纪民俗学关注历史重建的方法不满足。比如，流传学派，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了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时代、民族和国家中的流传，特别注重民俗事象之起源的研究。欧洲学者所谓的“英雄史诗”在帕里看来是诗歌与历史不分。他以为“英雄的”这样的内容，它不是口头诗歌经验知识的范畴，而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内容，对社会、历史的了解不可能解决史诗本身的问题。总之，19世纪民俗学的一些大的理论假设，如社会进化学说、语言学的历史重建的方法、起源论以及传播学等，都不是帕里专注的问题，他关心的是民俗事象的内部运作过程，即口头诗歌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比它的起源更加重要。 以下为帕里在1935年“故事歌手”的一段话：
若将口承知识与文学相对照，自然可以将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相对照，但迄今没有一个批评家这样做，即便有兼通这两种诗歌的人，他也不过是试图寻找他们的相似点。那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接触到不识字人们的诗歌，但他们不可能客观地判断口头诗歌的优劣，与此同时，那些拥有文学背景的人，他们出版口头作品，也只不过想表现出，这些口头诗歌和文学一样精湛。而只有那些研究早期诗歌的人，才有可能同时地接触到口承知识和文学。4
民族志学者穆尔科(Matija Murko 1990)曾经指出，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国或一民族之内的民众，她的知识人往往对民众的、底层的、口头的、古老的传统可能并不感兴趣，因为文化有上下层分野。史诗原来为上层贵族的娱乐，今天成为大众民间的娱乐，它在走向死亡。知识精英趋之若骛的是新的外来文化。对于前南斯拉夫来说，塞族和克族史诗的魅力在于，它们是民族历史真实性的写照。塞族和克族史诗主要反映了16-17世纪反抗土耳其侵略的内容。基督教的英雄为马尔科王子，穆斯林英雄是阿利亚和穆斯塔伊贝伊，双方交战于土耳其的边境地区。穆斯林的游击队一般为30人的组织，他们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向往专制暴政、冒险生活，这些在史诗里都有反映；此外还有下面这样一些司空见惯的内容，像抢掠财物、美女、少妇，参加摩登婚礼、袭击婚礼客人、释放被劫持的妇女，捉拿勇士，策马远征，竞技，欢宴，土耳其人的惊人的酒量，穆斯林对逝去的岁月的留恋······歌手和听众都认为以上这样一些内容是真实的。
民族史诗面临死亡，原因是上述那样一些历史已经不复存在了，如6世纪的边境战争。知识分子不再喜欢旧的风俗，像旷日持久的婚礼，年轻人更加喜欢的是抒情的短诗、歌曲。现代教育普及，反抗土耳其人的斗争已经过去，史诗失去了其社会、历史的支撑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史诗受到欧洲的浪漫主义者、语文学家、民族志学者、爱国诗人的热烈关注，但是，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却并不熟悉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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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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