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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研究诸如演戏之类的艺术的社会内涵，人类学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可以学习特纳（Victor Turner），如他那样，将表演（如仪式）区分出日常生活之外，将其定义为超越日常时间的神圣时间，关注其与人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分化、地位差异、等级差异之间的不同点。有的人则可以学习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如他那样，将其看成社会生活本身，“戏演人生”。在艺术活动内部，我们透视出社会的基本精神面貌——特别是社会中的力量观念。无论如何，走进乡间的艺术人类学家承受着一个历史负担，他们须在如此混杂的仪式中，一面埋头理出头绪，一面致力于再现仪式的多重组合。
从乡间的庙会，艺术人类学家能够透视出“艺术的社会性”得到实现的具体过程。而“社会”是什么？为了对其作解释，艺术人类学家需要关注到乡间演戏活动的“混融状态”，因为兴许恰是这种“混融状态”本身，在构成所谓的“社会”。
在乡间调查期间，我发现村民对于全村的仪式态度十分配合，个个生怕参与其中的机会从自己的身边溜过去。他们的态度，与艺术人类学应关注的另一层次的问题有关：仪式对于作为仪式主体的人有严格的要求。在仪式过程中，人们生怕自己的“行为越轨”，比如，在仪式表演期间，不做该做的事，不说该说的话，或反之，做了被认定为不该做的事，说了被认定为不该说的话。对于仪式中“行为越轨”的制裁，是众人的谴责（如怒目视之），而众人的谴责之所以常能奏效，除了因为它自身带有的“集体强制力”之外，还因为它与某种恐惧感联系在一起。至少在闽南乡村，人们总在害怕，如果自己在仪式中“行为越轨”，那便可能要承受鬼神为惩罚不端之人而施加的不幸。我们现代人所谓的“艺术”，被认为是不应带有这种神人合一的幸与不幸的观念的。然而，在我们研究的乡间，这种观念却深入人心，以一个生动的方式论证着列维－斯特劳斯用“看”、“听”、“读”三个字概括出来的艺术所具有的与自然、习俗及超自然紧密相关的品质。艺术人类学家关注的“艺术”与种种观念紧密结合，自身带有某种“威慑力”。这一点，我们能从村庙祭祀活动中人们对于仪式规则的配合态度看出，也可以从神的形象看出。我们民间的神，形象有面善和面恶之别；面善的神与面恶的神在庙宇中往往“相互配合”，形成对人的“软硬兼施”的制约力。比如，我研究的溪村，村庙中就有面目凶恶的法主公，这个神之所以面目凶恶，据传是因为面对妖魔鬼怪怒气冲天。但在法主公的身边，还供奉着面目清秀如同文人的保生大帝，这个起源于临近地区的神，本是医神（传说他在宋代还曾为皇后治疗乳疾）。在闽南地区的许多庙里，神有生杀之别，主生者，面容慈祥，主杀者，面目狰狞。我们说“旧社会”“神权”盛行，什么是“神权”？它就是神的这种生杀之权。神的生杀，与善恶有关。神灵的“性格类别”，相应于人的善恶感而存在。凶神恶煞的神，是惩治恶的力量；慈祥万般的神，是旌表善的力量。
对于艺术作品敏感的艺术人类学家会注意到，上面所说的善恶，在艺术中的表现是极其丰富的。戏剧中的故事是表现的一种，而我们在庙宇中去研究民间雕塑作品一样也能发现，对于我们所谓的“乡民”而言，美术是善恶故事的另一版本。我并不是说艺术是社会中伦理制度的工具，而不过是说，艺术以自己的方式，传递、表达、塑造社会的善恶观念。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再举个例子。
在溪村的日子里，我常去村外寻访大庙。我去大庙参观，本非出于自愿。田野工作之初，在当地文史界前辈的引领下，我踩了点。受英国人类学的熏陶，我的研究方法还是社会人类学式的：我想做的，是根据村庄内部结构的综合研究，书写一部民族志作品。我急于迁入村庄居住。然而，地方文史界的前辈对于我的计划表现出不解。他们说，不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村里，更认为一个小小村子，不能算“典型”；他们认定，我需要了解的，不是那些穷乡僻壤的土农民，而是更大区域里的历史文化。为了与这些地方文化人保持良好关系，我才听从他们的指示，跟随他们去了许多古迹参观。我们所到之处，除了找庙，还是找庙，而县城不仅是“区位中心”，也是庙宇的集中地。于是，那里成了我们常去的地方。
对于溪村所属的安溪县的县城，宋儒朱熹曾于《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诗中形容说：
县郭四依山，清流下如驶。
居民烟火少，市列无行次。
岚阴常在午，阳景犹氛翳。
向夕悲风多，游子不惶寐。
……
如今，安溪县城居民烟火市井皆已繁华，但站在远处观望，人们仍可看得到朱熹当年目睹的情景。而站在县城空旷之地往北看去，我们看见凤山，在凤山山麓上，我们看见群庙宇式建筑涌出画面。金黄色的砖瓦构成它们的外观。这种颜色在闽南地区四处可见，它与绿色的丘陵相互辉映，使景色充满生机，绝无朱熹感叹的凄凉。在那片庙宇建筑里，有一座庙叫“城隍庙”。田野工作期间，地方文史界前辈曾带我进过这座庙，称那庙起源于唐代，是中国最古老的城隍庙之一。对于他们的“文化地方主义”，我有排斥之心。后来，我数次巧妙地逃脱了他们带我进庙的计划。田野工作结束后，我的书写也多集中于村庄，避免谈那大庙。然而，这些年来我有“逆反心理”，对村庄民族志越来越觉得腻烦。于是，我开始想念那些地方文史界前辈，他们带我去的大庙也不断从我脑海中涌现出来。我开始怀疑，地方文史界的前辈对于社会人类学方法的隐晦抵制实属合理。我也越来越相信，对于那些村子以外的“文化空间”的研究，意味比较浓厚——城隍庙便是如此。
城隍庙原先位于城区东部，1941年，国民党兵团派兵进驻，城隍老爷正身及副身被迫迁出，在民舍中奉祀；1990年华侨捐助重修城隍庙，择定凤山为址，两年后，庙宇竣工，城隍老爷神像才回到他的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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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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