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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辉以北疆英姿，引起多方人士的关注。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人物首推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他在清咸丰年间(1854～1858)曾三临爱辉。1855年受他之命，俄人马克率队留爱辉很长时日，写出《黑龙江旅行记》一书，记述所耳闻目睹之实况：“在用栅栏围绕的城市的主要部分旁边有一条街道从我们停泊地通向城里，我们顺这条市街来到这个城堡的南门，门旁有哨兵守卫。整个街道两旁排列一些不大而简陋的土房，其中只有一栋看来稍微美观一些，这栋房子上挂着一块满文牌匾。”[4]“要我们交出护照，我将总督先生发给我的附有满文译文的证件交给他们。”[5]“昂邦的翻译是一个满族军士，他出生在额尔古纳河畔，除本族语外，还懂蒙语，稍通俄语。”[6]“全村居民都讲满语，而我的哥萨克却不懂这种语言。”[7]“房间墙壁上贴着一些写着汉文和满文的红白纸幅。”[8]“满人对我们的怀疑和不信任，是由于先我不久到过爱辉的一些俄国人的古怪的和不够妥当的行为造成的。满人怀着一种恐惧和厌恶的神情谈论这些旅行者。他们甚至不愿意相信这些俄国人。”[9]笔触生动细腻，读后如If缶其境。有关清代爱辉城的记载匮乏，这确是难得的当年实录。值得一提的是，日人鸟居龙藏氏，曾在马克之后的民国时代，日本大正八年(1920)到过爱辉等地考察。此时爱辉古城，早经庚子年(1900)俄难，一片萧条凋败。他慨叹劫后的爱辉：“知今之爱辉，为清光绪二十八年新造之市街。自古所知之爱辉，不在此处；已于光绪二十五年为俄兵所焚毁……昔之爱辉，颇为殷盛，户数五千，人口有万五千之谱；今不及其十分之一。”[10]“寺庙之类，无非新物，非有甚古之来历者。以历史上有名之爱辉而言，觉其不称也。”[11]
无数人士崇仰爱辉古城，颂扬她的民族荣耀和尊严。远在三百多年前，在荒芜了几千年的漠北，它最先燃起文化复兴的火花，绽放出曙光。笔者从孩提懂事时起，就常听长辈们以无比自豪的心情讲述满族说部《黑水精英传》、《萨大人传》，众多前赴后继、开拓北疆的英雄业绩，久已铭心刻骨。说部讲述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清军都统郎谈、彭春，副都统玛拉大人，奉旨星夜兼程由京师抵爱辉，马背上除驮着干粮水囊外，还带来康熙帝赏赐爱辉地方的汉书和满文读本。清军八旗各族将士，空隙时由彭春、玛拉教授满文，世代游猎为生的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将士，本族没有文字，日常生活和传播文化凭口耳相传，将军萨布素和瓦里祜帮助他们学写满文字。不久，不少达斡尔、鄂伦春将士，能看马拉大人带来的满文书籍和用满文节译的《刘皇叔招亲》、《武松打虎》，还能用满文书写账目、函件和说部故事。《爱辉十里长江俗记》载：“爱辉满文长于宁古塔，几族同窗。共延满师，日久打虎儿、索伦有国学绝精者，盖兴旺自圣祖朝彭春公之创。”故此，满文在爱辉地方得以大力传播与弘扬。
当年，清军大营中还留下排序讲唱满族说部的传统。八旗丁勇，应召来自吉林、盛京、宁古塔等地，初驻北域，且又各族乍聚，语言习俗迥异，帐外风雪坚冰，寒夜难度。都统彭春公率先给大营众将士讲唱满族说部，还让各旗牛录领兵大人都要参与讲唱，达斡尔、鄂伦春将士也讲唱本族故事。讲者痴，听者醉，唱述优胜者由统领亲赏鹿脯和美酒。大营龙腾虎跃，士气昂扬，灯笼篝火，照暖寒疆。清军胜利回师后，爱辉各族将传播满文、唱讲说部之风，一直传袭下来。
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嫩江)两翼各立一学，这是黑龙江设立最早的官学，使爱辉满学从此持久地开展起来。当时，在爱辉、齐齐哈尔等地都相继建立了满洲官学。[12]《萨大人传》记载甚详：官学办得有声有色。生员除多数为满洲各旗姓氏子弟外，还有附近一些部落的达虎儿(达斡尔)、栖林(鄂伦春)、索伦(鄂温克)各佐送来的幼童。从乾隆朝一直到咸丰、同治年问，爱辉地方官学始终坚持了下来，培养出众多北方各族子弟。又据老辈人传讲，“在早，爱辉当地没有纸张和笔，乍学满汉文化真不易。薄木板上先涂兽油，再撒匀一层小灰，然后在上面写字，用完抹净，涂撒后再写。后来，鄂族老妈妈发明在熟好的白板兽皮块上，捡用熄灭的黑火炭秸写字，简易适用，很受大家喜欢。当时习称鄂族人为‘栖林人’，便将这种写字皮板美名叫‘栖林板’。”[13]随着社会发展，爱辉、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地，许多满族、达斡尔等望族之家，自己出资，办家堂私塾，召请文师傅和武师傅，教授满学、汉学或武功。子弟乡试、殿试名列魁元者，历朝有之。由于满文在北方各民族中得以普及，满文的应用亦甚广泛，有清一代齐齐哈尔、爱辉、墨尔根文化荟萃，影响四周集镇。当年各地诸种满文传抄件甚多，直至民国期间亦甚突出。当年，若在齐齐哈尔、爱辉的满族、达斡尔族等人家住户中，见到装订齐整的满文书册或各类手抄译稿，是极为平常的事情。鸟居龙藏先生在《东北亚洲搜访记》中，还专就中国已进入了民国二十年，发现齐齐哈尔北部的海拉尔地方，满语仍很盛行的惊人现象有很多详述：“惟此处最在满洲内地，与奉天等不同，罕受文化之影响，多少存有昔时面貌。”“海拉尔为各民族之集合地，语言各异。便自然当有一定的标准语，用之则一般甚为便利，即满洲语是也……蒙古人大抵尊重满洲语，中流以上，皆习满洲文字，如欧洲之于拉丁文……俄国似以注重及此，领事书记生之类，通满语者不少。如海参崴东洋学院满语科所述，世间几成死语之满洲言文，东洋学院以之教人，乍观似属费解……特不能不服俄人之用心周到矣。”该书还讲述“齐齐哈尔大街上，至有满洲旗人，出卖其家谱者，此夕卜如康熙、乾隆所下之圣训，御制勤政要旨之类，皆多有出卖，余亦稍稍购得之。在今日若欲购满文所书各物者，在齐齐哈尔可以极廉价值得之。”这些都充分说明满文满语等，在北方市镇中久有遗存和传播，俄国人当年能在中国北方文化区域得到满文《尼山萨满》手抄件，不足为奇，是很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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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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