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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遗书中的“俗文学”材料被发现、特别是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殿堂之前，传统文学理念中的中国文学只是由诗歌和散文构成的，戏曲、俗曲、小说、弹词等文学门类和体裁，一向是被排斥在外、或没有地位的。换言之，俗文学之进入中国文学史，不仅扩大了文学的畛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的体系架构。而且，由于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难解难分的亲缘关系，俗文学的研究又成为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应当说，历史上的俗文学的发掘与进入文学史、俗文学研究的兴起与俗文学流派的形成，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一桩大事情。它的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一次巨变。
俗文学的被发现、被认识、以及进而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起因，是法国人希伯和和英国人斯坦因攫往西方国家的敦煌藏经洞的写本的公诸于世。消息传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主席张元济于1911年春赴巴黎和伦敦寻访，因受阻而未能取得相关材料。继而，希伯和将数十种达千张敦煌遗书的照片寄给北京的端方，由端方转交给罗振玉。同年11月，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以调查伦敦、巴黎、彼德堡所藏敦煌遗书为由，作了一次欧洲之旅。在伦敦他抄录了秋胡故事、孝子董永故事，在巴黎他抄录了伍子胥故事。《艺文》杂志连续以《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为题，发表了他从欧洲发回的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者甚多，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更获一大发展。”（见中国国家图书馆汉学家库《狩野直喜·中国文学、戏曲研究》；严绍璗《狩野直喜和中国俗文学》，《学林漫录》第七集第142～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狩野的这段话被史家认定为首倡俗文学之论。狩野之后，胡适在作于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自序》里说：“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先生，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许多篇可以供我们采用了。我前年（1926年）在巴黎、伦敦也收了一点俗文学的史料。”“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国俗文学的史料。”他还提到了《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董康翻刻的杂剧与小说，元人曲子总集《太平乐府》与《阳春白雪》，郑振铎的《白雪遗音》以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于俗文学史料发掘的贡献。（见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
考察百年的学术史，俗文学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文学史和俗文学研究形成体系、进而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流派，首功在郑振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由于参与抗议国民党屠杀革命而被追捕，不得不去欧洲避难。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阅读了许多国内没有见到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唱本等俗文学材料，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并感叹说：“他们（指法国人——引者）是很早便注意到我们的小说与戏曲乃至弹词唱本了。我们自己呢，却至今还有人在怀疑我们的小说与戏曲的价值，至于弹词唱本则更无人提起了！我们是如何的轻视自己的宝物呢！”（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郑振铎文集》第六卷第4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他于1929年3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上发表了《敦煌的俗文学》一文，正式打出俗文学研究的旗号，这是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完整地介绍敦煌俗文学的发现成果和论述俗文学的性质价值的文章。（案：吴晓铃先生在《朱自清先生与俗文学》一文中说：“‘俗文学’这个名词的提出，郑振铎先生是第一人，好像是在《敦煌俗文学》那篇文章里。”载《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0期，1948年8月20日。其说不确。如上文所说，就已知的材料，最先提出“俗文学”一词的不是郑振铎先生，而是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先生。但可以说，郑振铎的《敦煌的俗文学》一文是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完整地介绍敦煌俗文学的发现成果和论述俗文学的性质价值的文章，是尔后形成的“俗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领军人物。）接着，郑振铎于1932年由北平的朴社出版了三卷本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此著除了以所引“孤本秘笈”之丰富为他人望尘莫及外，尝试建立了新的中国文学史的框架；1938年又由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完整地表述了他的俗文学观，从而在文学研究界掀起了一个长达20年之久的辑集俗文学史料、研究俗文学的浪潮。笔者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里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这两部大著的出版，加上过去出版的《文学大纲》中的一些篇章，完整地体现出了他的文学观，奠定了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理论体系，也为民间文艺学阵容中的‘俗文学派’奠定了基础。”“《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从20年代那一帮进步文化战士们所信奉的进化论的世界观，进到以唯物史观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梳理中国文学史的进程与演变，论述了民间口传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和流传存在的价值，不仅在资料占有上无与伦比，而且在观点上自成一说，发人所未发，成为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思想达到成熟的标志。”（拙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四章第二节《上海、香港、北平：俗文学派的崛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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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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