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颉刚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1934年）一文中对古人（特别是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运动，有一句总结性的断语：“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 造伪就是把神话传说说成是历史，把神话中的神人说成是人王——帝王或英雄。他指出，在《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帝系姓》诸篇中记载的黄帝及其属系，就是把不同的神话“历史化”——造伪的结果。“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这是一支；黄帝生玄嚣，玄嚣生蟜极，蟜极生帝喾，这是又一支。靠了这句话，颛顼和帝喾就成了同气联枝的叔侄。二千余年来，大家都以为是黄帝的子孙，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岂仅把上帝拉做了人王，使神的系统变做了人的系统；而且把四方小种族的祖先排列起来，使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 禹的情况也一样，在古代传说中他本是一个“平地成天”的神人，可是到了秦代，由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也不得不逼得这个原本神话中的古帝王所拥有的土地，也必须和秦始皇的疆域一样广阔。在《禹贡》这部书里，当时的境域分为九州，硬叫禹担任了分州的责任，于是禹便成了“疆域的偶像”。中国的上古史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化”的思绪中构成纵的和横的系统的。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其《〈书经〉中的神话》一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是这样写的：“中国学者解释传说从来只用一种方法，就是‘爱凡麦’(Euhemerus)派的方法。为了要在神话里找出历史的核心，他们排除了奇异的、不像真的分子，而保存了朴素的残渣。神与英雄于此变为圣王与贤相，妖怪于此变为叛逆的侯王或奸臣。这些穿凿附会的工作所得者，依着玄学的学说（尤其是五行说）所定的年代先后排列起来，便组成中国的起源史。” 马伯乐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对《尚书》中的三个神话（羲与和的传说、洪水的传说、重黎绝地天通的传说）进行了辨伪研究，指出这些传说虽有历史之名，实际上却只是传说。《尚书》中充满着这种纯神话的而误认作历史的传说。而历史家的任务，“不必坚执着在传说的外形下查寻从未存在过的历史的底子，而应该在冒牌历史的记叙中寻求出神话的底子，或通俗故事来。”马伯乐对中国古史研究中的“爱凡麦化”（历史化）倾向的批评，可谓一箭中的，与顾颉刚疑古辨伪的一些见解不谋而合。顾颉刚在马伯乐著、冯沅君译《书经中的神话•序》里写道：

　　《尚书》中所有的神话并不止马先生所举的几条（这一点马先生自己也知道），如《尧典》“胤子朱启明”一语，就包含着一个神话。考《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海南昆仑之墟……帝之下都，……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响立昆仑上。”

　　它说昆仑山上有一种神兽，叫做开明，守着昆仑山的九门。开明兽是一种身体大到像老虎，长着九个脑袋和人的面孔的怪物。案“开”“启”古音同，“启明”实在就是“开明”的变文。“朱”呢？《尧典》下文又云：“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

　　可见“朱”也是同“虎、熊、罴”差不多的一种大兽之名。《尧典》的作者把“朱”与“开明”连在一起，把“朱”说成了人，把“开明”作为“朱”的表德，这是不是一种“爱凡麦”式的历史解释法的例证？

　　《尧典》又云：“舜……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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