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关键词] 《古史辨》；疑古；辨伪；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历史演进法；神话的还原；神话的历史化

　　20世纪10至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知识界对传统的批判，尤其是对被汉代以来的史家和儒家们伪造的或理想化了的古史的怀疑情绪日增，在这种思潮中诞生了一个以顾颉刚为代表、以“疑古”和“辨伪”为思想武器的“古史辨”派，他们力求把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古代神话与历史史实剥离开来。由于“古史辨”派辨伪讨论中的“古史”即神话，所以清理或“破坏”古史的过程，也就是清理或“还原”神话的过程，于是，神话学界又把“古史辨”派延伸为“古史辨派神话学”。“古史辨”派的活跃期，前后大约持续了30多年，可以认为，在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发表和吕思勉与童书业编的《古史辨》第七册出版，“古史”辨伪浪潮渐告消歇。“古史辨”派在中国史学建设与发展和中国神话学建设与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一）“古史辨”派形成的文化背景和学术渊源

　　在中国文化史上，疑古思潮萌生于战国时期，有着两千余年的悠久传统和漫长历史。到明清两代，疑古辨伪之学走向成熟，出现了被胡适称为“科学的古史家”的崔述的《东壁遗书》这样的著作。到20世纪初年，无论是晚清的今文家和外国的汉学家中，疑古辨伪思潮已发展为一种很有势力的学术潮流。在外国汉学家中，如日本的白鸟库吉，法国的马伯乐，他们都是疑古论者，他们的著作，大都主张中国传统学者的上古史观，是靠不住的，中国的上古史实际上是神话传说而非信史。

　　中国学者方面，如康有为、夏曾佑等，都是这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时代中的疑古学者。钱玄同说：“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但是宋儒推倒汉儒，自己取而代之，却仍是‘以暴易暴’，‘犹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有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

　　夏曾佑著中学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于1904年（或1905年，商务印书馆）问世，作者辟出《传疑时代》专章，把炎黄之前的“太古三代”定位为 “神话”而非史实，是一个“传疑时代”，并说，那些古史传说都是秦汉间人根据自己的信仰编造出来的。就其古史观而言，夏曾佑无疑是20世纪初的“疑古”论的先驱者。尽管夏曾佑的疑古思想，特别是在对汉儒的学术思想和纬书的依赖上，还显示出他自身学养和历史环境的局限，并不彻底，甚至被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批评。但顾颉刚到了晚年在为程憬遗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一书写的序言中说：“从现在看来固然很平常，但在当时的思想界上则无异于霹雳一声的革命爆发，使人们陡然认识了我国的古代史是具有宗教性的，其中有不少神话的成分。” 他高度评价了夏曾佑作为我国第一个从古史中探询神话者的先驱作用。

　　“五四”运动前夕，反传统、反封建、借鉴西方、崇尚科学的浪潮日益高涨，疑古辨伪思潮在一些新思想的学者中以新的姿态兴盛起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北京大学的教授们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他们既承袭并延续了宋代郑樵到清代姚际恒、崔述、章太炎、康有为等人的怀疑古史的思想传统，又接受了民主和科学以及进化论的进步思想，掀起了一个疑古辨伪的新史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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