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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神话的再造（重构）
茅盾还论述了中国神话何以仅存零星和如何重构中国神话的问题。他说，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里推究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的理由举出了两条：“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1] 他说，鲁迅的论断已属详尽确当，他就无庸再赘言了；他要说的，是如何用这些零星的材料来“再造”（即我们当代惯用的词汇：“重构”）中国神话。
在中国神话何以仅存零星以及如何重构中国神话这两个问题上，茅盾着重就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的观点进行了辩难和商榷。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里说：“‘三百篇’里……没有神话的遗迹。”“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神歌与风谣而已。”是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南方民族（指‘沅湘之间’）曾有不少的神话”，而北方民族（指‘汝汉之间’）则缺乏神话试的想象力，是因为“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茅盾不同意胡适的这个论断，认为：“中国民族确曾产生过伟大美丽的神话”；古代北方民族也曾有丰富的神话，只是到战国时代好像就歇灭了。神话早就消歇的原因有二：一是历史化，其中“大部”是被“秉笔的太史公”“消灭”的；一是没有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以诱发“神代诗人”的产生。“‘三百篇’是孔子删定的，而孔子则不欲言鬼神”，况且“时时要对天然奋斗”的北方民族也可以创造丰富的神话。他根据《淮南子·览冥训》、《淮南子·天文训》、《列子·汤问》等书里的记载，和“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所反映的对于宇宙形状的看法，以及《楚辞》里没有说到女娲及共工氏等神话材料，断言“女娲补天”是北方的神话。根据《山海经》十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命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史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等材料，他又断言黄帝讨伐蚩尤的神话也应是古代北方民族的神话。
茅盾认为，要“重造”（重构）中国神话，首先要建立正确的神话观。他以自汉至清许多学者对《山海经》这本包括神话最多的书的定位为例，检视其观点的错误所在，有视为地理书者，有视为小说书（广义的用法）者，都没有把握住《山海经》的本质，只有到清代的胡应麟认识到“《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表现了他的“灼见”。茅盾说：“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据最近的神话研究的结论，各民族的神话是各民族在上古时代（或原始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产物。神话所述者，是‘神们的行事’，但是这些‘神们’不是凭空跳出来的，而是原始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之必然的产物。”[2]茅盾关于神话本质的论述，显然有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影子，无疑应是“重构”中国神话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的原则，那就不可能给“重构”工作一个路线。
他主张重构中国神话应从古籍中搜辑中国神话入手，而搜辑工作应遵循的理念是：一是材料愈古愈可靠，“不特要以周秦之书为准，并且要排斥后人伪造的周秦或三代的书”。二是也不能排斥后世文人书中所记的材料，“汉魏晋的材料固然要用，即如唐代的材料也未尝不可以采取；只要我们能从性质上确定这些材料是原始信仰与生活的混合的表现就好了”。因为，“神话原不过是流行于古代民间的故事，当原始信仰尚未坠失的地方，这种古老的故事照旧是人民口头的活文学，所以同在一民族内，有些地方文化进步得快，原始信仰早已衰歇，口头的神话亦渐澌灭，而有些地方文化进步较迟，原始信仰未全绝迹，则神话依然是人民口中最流行的故事。这些直至晚近尚流传于人民口头的神话，被同时代的文人采了去著录于书，在年代上看，固然是晚出，但其为真正的神话，却是不可诬的。” 他的这个立论，说明他恪守着安得鲁·兰设定的神话原则：“安特里·兰（此为茅盾原译——引者注）辩论Rig-Veda（即《梨俱吠陀》）的年代，也说无论它是不是较近代的作品，但其中的故事既合于原始信仰和原始生活，就有神话的价值。我以为这正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正是我们搜求材料时的一个好方针。”[3] 茅盾在此援引了安德鲁·兰的理说，把兰氏的是否“合于原始信仰和原始生活”作为是否是神话的判断原则，在我们当代仍然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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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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