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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化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神话都未可避免的遭遇，希腊神话如此，北欧神话如此，中国神话亦如此。茅盾说，神话的历史化是历史的必然。但他并没有将神话的历史化进程一概否定，而是指出，神话的历史化有功也有过。神话毕竟是靠文学家和历史家们的著作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传到我们手中的，而且“中国的文学家开始采用神话的时候，大部分的神话早已完全历史化了”。[12] 他写道：“神话的历史化，固然也保存了相当的神话；但神话的历史化太早，便容易使得神话僵死。中国北部的神话，大概在商周之交已经历史化得很完备，神话的色彩大半退落，只剩了《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至于诱引‘神代诗人’产生的大事件，在武王伐纣以后，便似乎没有。穆王西征，一定是当时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所以后来就有了‘神话’的《穆天子传》。自武王以至平王东迁，中国北方人民过的是‘散文’的生活。不是‘史诗’的生活，民间流传的原始时代的神话得不到新刺激以为光大之资，结果自然是渐就僵死。到了春秋战国，社会生活已经是写实主义的，离神话时代太远了，而当时的战乱，又迫人‘重实际而黜玄想’，以此北方诸子争鸣，而皆不言及神话。然而被历史化了的一部分神话，到底还保存着。直到西汉儒术大盛以后，民间的口头的神话之和古史有关者，尚被文人采录了去，成为现在我们所见的关于女娲氏及蚩尤的神话的断片了。”[13] 如果将他的这段话的意思加以概括，他的意思是，一方面，神话过早地历史化，容易使神话僵死；另一方面，神话的历史化又保存了一部分神话，尽管失去了原来的完整性，但毕竟能使后人接受其中的一部分而免于全部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中。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茅盾在神话的历史化这个命题之下，除了具体地梳理了一些神话被历史化的过程外，还提出并阐发了属于自己的见解，即：一方面分析了盘古开天辟地神话的历史化过程，并论证了中国开辟神话属于兰氏理论中的第二种模式，即“创造天地与万物的是神或超人的巨人，且谓万物乃以次渐渐造成”，与希腊和北欧相似，是“后来有伟大文化的民族的神话”；另一方面他以希腊神话的体系为模本，力图把两个各自独立的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与女娲造人补天神话连接起来，把两者之间的缺环填补起来，特别是批评了补《史记》的《三皇本纪》对女娲神话的修改（“把女娲补天作为共公氏折断天柱以后的事……修改得太坏了”）从而将其整合统一为比较完整的中国创世神话：“把这两段话合起来，便是开天辟地的神话。”[14] 在这两个问题的论述上，此前和后来的神话研究者，都鲜有人论及，故应视为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上的独到见解。
茅盾认为，神话的演变，历史化是普遍的，中外神话概莫能外，但在中国神话遭遇历史化之外，则还有另一个方面，即“道化”或“仙化”。这是因为自战国末燕齐之地的方士蜂起，把神话拿来为我所用，并加以修改所致。西王母的演变过程，就显示着神话“道化”或“仙化”的色彩。在论述《山海经》的《海内外经》的著作年代时，他作如是观：“《淮南》本是杂采群书之作，可以不论；然言昆仑及西王母，则《淮南》已谓‘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已经将《山海经》的‘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的西王母来‘仙人化’了。这分明证实汉初已将西王母修改成合于方士辈的神仙之谭。原来言神仙之事，始于战国末的燕齐方士，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后而盛极一时，所以西王母的‘仙人化’大概可以上溯至秦汉之间，乃至战国末；《海内外经》如为西汉时所增加，则其言西王母必不如彼其朴野而近于原始人的思想信仰。”[15] 他从对西王母的“仙人化”过程的分析中，断定《海内外经》著作的时代不能晚于战国，至迟在春秋战国之交。可以认为，“道化”或“仙化”是中国神话发展或传承中的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遭遇。
注释：
[1]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第53页，北京；又见《茅盾全集》第34卷第1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北京。
[2] 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所撰《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俍工译，1929年）。
[3]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原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6卷第1号（1925年1月10日）；见《茅盾全集》第28卷第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曾先后收入《神话杂论》（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和《神话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
[4]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茅盾全集》第28卷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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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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