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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寒食与唐朝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寒食的地位何以在唐朝有如是大的提高？
在寒食节的发展历史上，唐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一是寒食从民间走向宫廷，地位有非常显著的提高，成了最重要的几个节日之一。《唐六典》卷二记假宁令有“寒食通清明四日”，卷六记：“官户奴婢，元日、冬至、塞食，放三日假”。寒食通清明放假4日，这是仅次于新年和冬至的位置。二是寒食在唐朝成为全国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节日。上自朝廷，下至百姓，禁炎之俗，几乎遍及中国，唐诗中“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沈佺期）、“寒食家家尽禁烟”（张仁宝）、“处处无烟火，人家似暂空”（许裳）等诗句，形象地描写了各地寒食节的情况。唐人谢观的《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亦描述了“万室而寒灰寂灭，三辰而纤霭不生”的情形。尽管在南方部分地区，寒食不像北方那么流行，但有唐一代寒食的流行范围远远超越前此的任何时代，这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寒食的地位在唐朝有如是大的提高，我曾在《寒食不入日本考》一文中做过分析。我认为，这首先与初唐政治有一定关系。李氏唐朝虽然出身于陇西，但按诸史实，其龙兴之地，实在太原。太祖李渊自隋大业十一年往山西河东为黜跋讨捕，十三年为太原留守，遂起兵太原。其二、做为其起兵的契机的晋祠祈雨，实即与介子推有相当关系（太原郡一带子推为风雨之神），其三、其入关前三万骨干部队，皆募于太原地区。而如前所述，古来山西人重视寒食。李唐王朝与太原、与介祠以上诸种因缘，同唐代寒食地位的提高，不能说没有内在联系。而与本文相关，这里还想补充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星辰信仰的层面上的原因。
按照历史记载，唐朝之所以称为“唐”，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佐周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太原起兵后，李渊称“唐王”，后来起兵，建立政权，即为唐。
但是，“唐”与参星信仰，与晋地古来即自相关。依《左传》所载，历史上有名的桐叶封弟故事中，叔虞所获封地，就是唐地，即所谓“遂封叔虞于唐，居古大夏实沉之墟，参之分野，谓之大原，亦曰晋阳”。当唐朝以唐为国号这一历史事实成立后，参星信仰和唐地的这种特殊联系就事实上存在并且会发生影响。考虑到类似观念历史上在古人那里曾如何被充分加以放大，不难推想，做为晋地守护星辰的参星，同样也会被李唐看成是自己的守护星辰。
“分野说”的相关知识，今天我们看来只是迷信的一种，在中国古人看来，尤其是在当权者看来，却是关乎江山社稷的学问。在山西地区被特为重视的“山西原逻辑”，在李唐政权获得全国的支配权力以后，被扩而大之，转化成为国家在每年特殊时期加持参星的一种手段，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直到宋代，“分野说”的相关知识仍旧对于当时的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近年来，有关晋阳古城的考古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史载晋阳古城被毁，就是源于星辰信仰的观念。《山西通志》卷56“太原县条”云：
按晋阳，唐为北都，有留守。宋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议者谓宋兴，归徳为商星分野，太原参星分野。昔高辛氏二子，不相能。故自古参商不相见。国家盛则后服，衰则先叛。不宜列以方鎭。乃下诏毁其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为并州，徙太原民于唐明鎭。纵火焚太原庐舍，老幼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
有关参商信仰，还可参见《宋史·胡宿传》载：
韩琦守并州，请复其节镇。宿言，参商为仇雠之星，国家受命于商丘，而参为晋地。今欲崇晋，非国之利也。宋兴，削平四方，并最后服。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镇，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议遂止。
这段故事的最后结局，是后来韩琦当政，到底恢复了并州为方镇。但将这两段记载和前引《文献通考》所记载的刘安世奏议放到一起看，不难窥知直到宋代参商相仇的观念依旧对于国家政治发生重要的影响。同样的道理，唐兴如果归唐徳为参星分野，那么，对于与参星信仰有关的寒食节俗，给以分外重视，内在也是有着逻辑必然性的。
(原文刊于《民族艺术》2007年第2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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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179－210页。
[2] 守屋美都雄《中国古岁时记之研究》，帝国书院1963年版，342页。
[3] 同注2。
[4] 参见中村乔《中国的年中行事》，平凡社1988年版，93－95页。
[5] 罗泌《路史》，《四库全书》本。以下本文所引典籍，非特加标注者，皆用此本，不另注。
[6] 关于晋地属星，拙著《寒食不入日本考》中曾误为大火星，谨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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