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多忙之中他仍时时忆起与俞樾的师生之谊。一八九○年，井上陈政在日本动员日本汉学界的诗人们，为纪念俞樾古稀寿诞写作诗文。在《征诗启及事略》中他写道：“谨启者，政向游禹域，师事俞樾太史。今年值师七十寿期，窃拟偏请诸公，颁赐嘉章，为太史寿。幸悯微忱，惠以瑶辞，不胜跃之至。敬附俞师事略。……政向者赋游禹域，委质门墙，传经受业，沐仁涵德。旋归之后，不胜钻仰，今值太史七十寿期，敬述事略，伏恳海内大人贤者，惠赐瑶辞，以遂政事师之微诚。幸甚感甚。”（《东海投桃集》）包括明治开国元勋胜海舟在内的几十位日本人士，响应井上陈政的号召为俞樾写了贺诗。这些诗被编辑成集，此即今天编在俞樾《春在堂全书》中的《东海投桃集》。这一年因为送长女婿之葬，俞樾七十寿辰本来是想“不觞一客，亦不受一诗一文之赠”的。他在《东海投桃集》序中说：“不图日本有旧隶门下之井上陈子德，为我遍征诗文，余固不知也。至明年八月，由李伯行星使寄至姑苏。余不禁哑然而笑。曰：在本国则却之，在彼国则受之，其谓我何？虽然，余七十生辰固在去年也，而东国诗文之来，则在今年，是可例之寻常投赠，而不必以寿言论矣。自惟卅载虚名流布海外，承东瀛诸君子不我遐弃，雕锥朽木，刻画无盐，其雅意亦何可负哉。因编次其诗文为一卷，题曰东海投桃集，以识诸君爱我之情，亦见中外同文之盛……”几十位日本诗人为了一位中国诗人作诗为寿，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空前绝后的佳话。
一八九○年，井上陈政赴英国公使馆任书记官，一八九一年辞职入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一八九五年毕业后回到外务省任职。在当时的日本外交界，井上陈政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学贯中西一等一的人才。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时，在日本下关春帆楼上，中日全权使臣举行中日甲午战争最后一次谈判。日方七名出席人员中，赫然有井上陈政其人。三十刚出头的井上陈政已经成为日本处理中国事务的核心人物。此后井上陈政作为陆奥宗光的助手活跃一时，现收入《陆奥宗光关系文书》第三十三册的《台湾岛接收事宜》即为井上陈政起草。一八九五年，他一度在北京公使馆任一等翻译官，一八九八年调回外务省，后随伊藤博文视察清国、朝鲜，回国后执笔撰写了《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这年六月，他出版了完成于一八八八年的著作《支那内治要论》。在甲午战后脱亚与蔑华盛行的世风里，这本书为明治日本的中国观提供了一抹淡淡的亮色。
一八九九年井上陈政随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赴任北京。次年七月，井上陈政死于义和团运动中。死讯传到俞樾那里，八十岁的老人深感悲痛，著诗悼之云：“湖楼犹记其论文，颊上三豪俨对君。膝下应留金瓠在，闺中已痛玉台分。茫茫妻岛无春色，黯黯哀邱有夕曛。一样人才来异域，如何竟不及陈芹。”他还托来访的长冈氏将井上陈政昔年赠给自己的小像带给井上的遗属。《曲园自述诗续》记其事云：
重洋来学有陈良，谁料中年赋国殇。
遗像凄然何忍对，封题珍重寄扶桑。
注云：“日本人原陈政，就学于余门下。庚子之变，死于京师。其用西法所照小像犹在，并其妻子亦在焉。余对之凄然。时适有便，寄还其家。”
二○○五年的夏天，日本东京国会图书馆。抚摸着一九○○年东京版的《曲园自选诗》，我久久无言，感慨万千。那时头脑中萦绕的，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个为什么。我是在研究马关条约谈判日本代表团成员时开始接触井上陈政资料的，阅读自己整理的井上陈政年表，经常感到一种内在的矛盾。来自文化层面的友善和来自敌意的情报刺探，在他那里竟然是如此并行不悖。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并不限于他一人。从本文中提及的竹添光鸿、中村正直、冈千仞、岸田吟香等人身上，都能不同程度感觉到这种内在矛盾。在近代，中国文化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拥有汉学知识背景的日本明治知识分子，实际上也面临如何认识自己承继的文化传统、如何认识这一传统所拥有的价值这样根本的问题。从总体上说，近代日本在思想层面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有三重反叛。一重是立足西洋文明为标准的反叛，它以福泽谕吉“脱亚论”为代表。以“文明”为归属，视中国和高丽为“不思进取”的恶邻，主张日本脱亚入欧。一重是源自东亚次生文化传统的反叛，立足的是中国古代的华夷思想，认为中国自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已经不再是华夏而是夷狄，而日本万世一系守君臣之道，才是真正的神州。第三重是源自江户日本古学的反叛。认为日本自有“国意”，即其“皇国精神”，如本居宣长即以为“中国之教违天道背自然”，是以仁、义、礼、智、信之名，把事物都给束缚住了。其实一任天地自然之心，岂不更佳？这三重反叛，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上述历史现象的背景。但更根本的是，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体系比较，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天下”观念，某些关键环节是否是缺失的呢？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花落春仍在。当一九○○年井上陈政死于北京之时，大清已经行将就木，新时代风气已开。连俞樾的重孙辈，都开始越洋留学了。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