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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井上陈政的身份仅只是一介书生，可能他会得享天寿；又如果他此后守住青灯古卷，我敢说他作为一位学者一定前程远大。然而造化弄人，他生活在一个中日之间波翻云涌的时代，并且一开始就有一个尴尬的身份。自他从幼年技生学场的孩子们中被选出，被谎称得能良介的亲戚送到何如璋身边，他的身份就注定带有另一层暗影。
当初得能良介推荐井上陈政到何如璋处，我推想应当是与幼年技生学场学监津田静一的影响有关。津田静一本是出身熊本藩士之家，早年就学熊本藩的时习馆，一八六八年赴美留学耶鲁，一八七三年回日本，一八七五年来到中国担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一八七六年他与日本大藏省书记官竹添光鸿一起深入四川、陕西等中国内地游历。竹添光鸿回国后写作出版了《栈云峡雨日记》，津田回国后则任职大藏省造币局。《对支回忆录》记载说，归国后津田提出“他日友邦四百余州与我关系密切”，所以力主“先以培养适当人才为急务”。我猜想井上陈政就是津田按照自己主张培养的第一个“人才”。在日本急于提高造币用纸技术的时代，花费精力培养井上陈政成为中国通，站在造币局的立场，很多人想当然认为直接的目的就是刺探有千年以上造纸历史的中国的造纸技术。但得能良介在井上陈政出国之际却嘱咐陈政要调查中国的风俗习惯，还要尽可能地了解中国商业情况，货物之聚散，交通之便利，对于造纸之事，反而没有谈及。这方针也和津田完全一致。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井上陈政在中国的生活，一直有着何如璋和俞樾等无法了解的一面。今天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保留有在北京随何如璋学习制度掌故的井上陈政给日本公使馆关于中法战争的“内报”，内容是他在何宅偷听到的何如璋与朋友有关中法关系的谈话。这份情报白纸黑字告诉我们，这位来自东瀛的留学生，同时有着情报人员的身份。
日本对于清国的情报工作早已经开始。在明治初期，有名的如陆军中尉岛弘毅、福岛安正、海军少尉曾根俊虎等，都曾专门来中国深入内地长期收集各种情报。进入七八十年代，更有为数众多的日本浪人怀着各种念头来到大陆。在一八八四年，日本浪人在中国聚集最多最活跃的情报据点主要有二：一是山东芝罘，一是福建福州。中法战争清国战败，福州的日本浪人们立即蠢蠢欲动，他们一边与法军暗相联络，一边假借扶持福州及长江沿岸的哥老会之名，预备趁火打劫策动武装暴动以割据一方。这一切当时的日本报纸也有反映。一八八四年九月四日日本《邮便报知》报道：“壮士赴清。此次接得法清开战之报，九州一带壮士们不知何故大为兴奋，立即举身渡航者已有若干名。”既然以哥老会的名义搞起这样大的行动，当然少不了一篇要推翻清朝复兴大明的檄文。当时日本人中能写得起这样大文章的，大概屈指可数。写得文章而又身在中国的，大概就井上陈政一人而已。组织者于是假借日本政府的名义，把井上陈政召唤到上海起草了这篇檄文。后来因为有来自日本的反对意见，认为此种行为近于倭寇的骚扰，预备扶持的哥老会首彭清泉等不足与成事，这次暴动最后才胎死腹中。当时井上陈政的一位日本知友问他何以为此时，井上陈政回答：“这是日本政府的命令。”这位日本知友为他分析，这样的孟浪行动大概只是浪人们的愚行，那份命令也是假托的。当其时也，井上陈政竟禁不住当即站起来长揖而谢，随后偷偷溜回俞家，若无其事地重做学生。这是井上陈政刚到杭州拜师只有几个月时的事情。
井上陈政作为情报人员完成的一大工作，是一八八六年提交给大藏省造币局的调查报告——《清国制纸法》。在井上之前，已有人做过清国制纸调查。此时得能良介已经去世，继任造币局长将这份调查书转送到井上陈政手中。井上陈政览毕深觉其“诞昧疏略”，不足为参考。于是已经蓄起长辫子的井上陈政托病回沪治疗，从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到一八八六年二月，冒充即将开店贩纸的商人，使用陈子德的名字远赴江西、安徽等省，实地刺探中国包括宣纸制作技艺在内的有关造纸的各种情报。刚开始他找过很多人，求对方带他去造纸厂，都遭到拒绝。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位中国纸商搭伴同行才奸谋得售，进入了宣纸产地。《清国制纸法》这部调查报告，内容包括安徽省宁国府陉县产宣纸制造法、宣纸稻料制造法、连史纸制造法、毛边纸制造法、各种配料表等，更有清国纸业的流通情况调查，甚至包括清以前文献及方志中有关造纸的记载。这种百科全书式的风格，与后来他的《禹域通纂》同出一辙。宣纸的制作过程，由此大致为日人所知。
《禹域通纂》上下卷，则是井上陈政在中国六年期间所收集的中国情报的总汇。结合文献阅读和自身实地考察为一体，是这部书最大的特点。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他曾“冲烈寒，三日间绝食，仅靠油麦面块充饥”，经历过不少辛苦。他“常携四百余卷书，参考所过之处地理、山川、风俗、民情、物产、政略等之沿革得失，决疑匡误，补缺省冗，以实验而活用书籍，以经籍而长进实验，如是不惟识见得以高尚，学术得以巩固，且世事得以习熟”。耐人寻味的是，鼓动他这样把书本知识与实地经验结合起来的直接榜样，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井上陈政为了表示自己对顾炎武的尊崇，曾为自己起了一个号，叫做“慕顾学人”。这部著作结合了陈政在华六年期间游历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等省的经验写成。全书分政体、财政、内治、外交、刑法、学制、兵备、通商、水路、运输、物产、风俗等十二部，计二千零三十三页，另有附录三百五十三页，为清朝当政各员传略，它代表了甲午战争前日本人收集中国情报的最高水平。
如果俞樾当年知道井上陈政的这一面，当做何想？
井上陈政在《留学略记》中，曾就拜师俞樾门下一事写道：“（俞）氏当今硕学，门下之士不下数千，昼夜研习，专治学术。交游者广，位置高尚，受益最博。”
一八八七年归国后一段时间，是井上陈政作为中国研究的学者最活跃的一段时期。他除了在日本外务省担任翻译工作，还接替那珂通世继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教谕，讲授“支那学”。一八八八年复姓原。这一年，他的代表著作《禹域通纂》上下卷由大藏省出版印行。同年他还出版了《支那历史》讲稿。
这一年他完成了另一本著作《支那内治要论》。这本书三百余页，分政体、外交、财政、内治、学事、兵事、新政等七部分，就中国该如何改革提出了各种具体的建议。一八八八年的日本，很多日本人仍以日清联交为东亚的期望，期待中国锐意改革，井上陈政就是其中最认真的一个。出身于日本政府情报人员，最后却能够早在甲午战争七年之前，为中国如何改良写出这样一部踏踏实实的著作，他期望“彼邦人忧世悯时，以此书为指南之用”。历史在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它的多面性。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存在，是井上陈政研究中国最光彩的部分，这本书也是井上陈政与一般的日本谍报人员之间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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