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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上所述就是笔者所理解的现代学科、现代学术的普遍危机、本质危机，以及站在从知识论转换的存在论立场上针对这种危机所进行的反思和反省。要之，传统的、经典的形而上学知识论、方法论所给出的只是在物（包括个人）、在形而上学的逻辑体系中的适当位置（比如“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而物以及人在该逻辑体系中的位置就是人在形而上学逻辑知识中被给予、被给定的性质，而不是个体的、主体的人在“自己的”即“先验自我”的位置上的自我选择、自我给予的自在的、自由的存在意义。也正是以此，学科反思、学术反省的目标才把为个人的自在、自由的存在在超越知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上所举行的新的存在论的奠基视为不可推诿的责任。就此而言，学科反思、学术反省的意义就是重建个人的自在、自由存在的“意义世界”。换句话说，就是在形而上学逻辑知识所规定、所构造的“性质世界”之上重新建立起一个超越被规定、被给定的“性质世界”的“意义世界”。对于人来说，被给予的有关事实性质的世界、实然的世界、现实的世界与自我选择的有关事实意义的世界、应然的世界、可能的世界都是必须的。固然，没有性质的世界，人不能生存；但是，没有意义的世界，人无法作为人而存在。
有关事实性质的世界是一个“有”的世界，而不是“无”的世界，人只有在“有”的世界中才能生存，“有”的世界是人的单向生存的世界；而有关事实意义的世界却是人的双重存在的世界，意义世界既可以是“有”的世界，也可以是“无”的世界，即：有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世界。无意义的世界也是一个“世界”。人可以在有意义的世界中“生活”，也可以在无意义的世界中“活着”，但仅仅是“活着”。如果说，形而上学对于性质世界的构造是西方思想的天命，那么，这也是人类思想的天命。两千年来，人类始终是在“有”的性质世界中“生存”，并且长时间在无意义的世界中“活着”。而就人对于有意义的世界的觉醒来说，人的自在、自由存在的有意义的“生活”历史才刚刚开始。
从学理方面说，对于人的“存在”的觉醒发端于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只是承接了其学理的“思绪”。但，这并不是说，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世界的觉醒不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不是本土的内在问题，恰恰相反，人作为个体的主体存在和本体存在的自在、自由的意义对于中国、对于本土来说恰恰是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和问题。按照康德的划分，人的自在、自由存在的意义世界，其“自身”本就不是纯粹理性——形而上学逻辑－实证的经验知识所应管辖的领地，而是实践理性——对来自先验自我的绝对命令的“信仰－认同知识”本应到场的场所。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纯粹理性（科学）却严重地超越了康德为形而上学逻辑－实证的经验知识所划定的疆界而僭入了实践理性的王国，强行将个人的、自为的存在意义规定为集体的、他为的存在者性质，于是，自由的严重缺位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性实践的最核心的问题。
在此，笔者并非执意于否定纯粹理性在现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现实功用，为建设现代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用“新民”和“人民”规定个人的性质（个人作为新民、人民中的一员）曾是我们的宿命。但是，在为人的生存性质做出规定的同时，人不能遗忘自身的存在意义。既然性质的世界和意义的世界是人之生存和存在于其中的双重的世界，那么性质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关系，即：究竟是意义世界奠基于性质世界之上，还是性质世界奠基于意义世界之上，对于人的生存和存在来说就始终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在历史中，生存所必须的性质世界对于人特别是对于个人来说往往（即并非“从来”）是第一位的关切，我们（特别在中国）作为个人向来都从属于某种集体，从属于某种被给予、被给定的集体性质，因此，性质的世界对于人、对于个人来说早已就是一个具有文化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熟悉的世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相对于性质的世界来说，生活的意义世界对于人、对于个人永远都处在第二位的位置上，且可有可无。
的确，在历史中，在社会中，人（个人）要生存必得结合成特定的共同体，人的性质就是由这共同体自上而下被规定的，以使之服务于共同体的集体生存。而共同体这一集体生存的性质又是被特定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情境所约定、规定、给定和决定的，因而是“被给予”的。与人赖以生存的性质世界不同，人自身存在的意义世界之所以是意义的世界，就在于意义是由个人的存在“自身”（先验自我）在超越经验的存在状况下自我筹划的、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任何共同体都不可能在经验世界中对每个人的先验的意义世界有所规定（在经验世界中共同体只能规定个人的存在者性质）。就意义世界有赖于个人自身——先验自我——的存在筹划和存在选择（觉醒）而不是被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所给予、所给定的世界而言，意义的世界可能是、而且必然是超越历史和现实文化的时、空限制而奠基于先验自我的存在之域的个人世界。
就意义世界是超越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而存在的先验的个人世界而言，人的意义世界又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永恒世界。因而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世界首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由于人的陌生的意义世界具有超越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性和永恒性，因此相对于性质的世界，人的意义世界恰恰处在第一位的位置上，尽管在人类历史上，人的意义世界长时期内都没有被置于人的双重世界的第一位置。就意义世界的永恒性、可能性和性质世界的历史性、现实性关系来说，不是意义世界从性质世界中产生，恰恰相反，性质世界要奠基于意义世界之上。性质世界之奠基于意义世界之上，并不因意义世界的显现在人的历史上要晚于性质世界的出现，即意义世界并不因为在时间中显现的早或晚而有损于其永恒的性质。
但是，既然人的性质世界奠基于人的意义世界之上，那么人关于性质世界的经验性知识就必须回溯到人关于意义世界的先验性“知识”并接受其真理性的检验。比如，我们关于“民族国家”的经验性知识就必须回溯到人作为“自由的存在者”的存在性、先验性知识并接受其检验，前者必须通过后者得到合法性的说明。而且，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功建设，给定个人以“民”的存在者性质的形而上学知识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进而，随着人对自身存在的可能性、永恒性自由意义的领悟和觉醒，相对于人的性质世界的“研究”，对人的意义世界的追问已被提上学术思想的议事日程。换句话说，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追问已上升为后现代学术－思想转型的根本方向。在这方面，学术思想对于人之存在的自由意义的追问对于社会整体的自由实践具有先行的典范价值，自由的学术本身就是人之自由的显现方式，就是先于社会实践的自由的思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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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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