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二、满族说部的价值与意义
满族说部作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文学的内涵原本博大精深、无比丰富，其中既包括书面文学，也包括口头文学；既包括汉族文学，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但是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属于汉民族的书面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口头文学长期以来备受轻视和冷落。而传统说部兼具口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双重品格，因而对于21世纪构筑中国文学史的完备框架和创新体系十分珍贵、非常重要。满族说部21世纪伊始在全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骤然崛起、闪亮登场，将推动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和架构与时俱进地呈现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兼备、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并重的新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由于满族说部具有文化学、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其抢救和研究还将为保持我国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充实我国与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做出重要贡献。
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诞生于2000年以前的儒家经典《周易》一书，即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的说法，指的是文字与语言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到口承与书写关系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此后魏晋玄学家关于言、意关系的不同认识，虽然忽略了“书不尽言”的一面，而对于“言不尽意”的命题却引发了三国魏荀粲、西晋欧阳建等人所进行的为后世文人学士津津乐道的针锋相对的热烈讨论。东晋诗人陶潜《饮酒》诗其五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则是对“言不尽意”所做的形象化的传神描述。与我国不同的是，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则与中国的玄学家有所区别，主要侧重于“书、言之辨”，而不在“言、意之辨”。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他们即对“口承—书写”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更为尖锐的论辩，其中“帕里—洛德理论”（亦即口头程式理论）颇具典型性。[３]目前口头程式理论已经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在100多种语言口头传统的研究中得到运用。由于帕里、洛德的理论贡献，则使口承传统具备了较为周严的学科体系特征。
实际上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各民族的英雄传说、英雄史诗是文学宝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它们对于作家书面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古今中外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触媒和力量源泉。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书写的传统与口承的传统均为人类宝贵的信息交流、信息传播手段，由于二者载体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两极间的谱系关系；只有历时性的书写和即时性的口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人类无比丰富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才能呈现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人文知识光谱。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固然可以使人类的文明成果超越时空、传之久远；不过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存在的文字同语言的微妙差距，也使人类古老文明与早期文献的原初语境、鲜活元素疏离隔膜，从而在古典文本中必不可免地丢掉某些稍纵即逝、难以再现的灵光神韵、天籁真趣。由于包括文学界在内的学术文化界长期以来仅仅重视同书写相关的精英文化，忽视同口承相关的民间文化，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往往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传承的链条一旦断裂，势必造成人类文化财富不可挽回、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口承传统尤其需要善加保护。特别是20世纪后期，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凭藉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轻而易举地独霸文化市场，民间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球组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宪章和建议案等，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满族说部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于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进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４]满族说部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互动互补、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相激相融中彰显于世、受到瞩目，必将极大地提升民间口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日显重要的突出地位，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架构实现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科学体系的转型与跨越；与此同时，满族说部的挖掘采集和探索解读，其意义还将远远超出文学学科本身，使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格局和定制由单纯关注书写传统而转为书写—口承传统兼而有之的重大改变。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本文责编：思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