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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在语言上，在史诗的布局谋篇上，也遵循了同样的理念。整个长诗像一部电影剧本，又像一部经过艺术加工的历史档案，结构紧凑合理，情节真实感人，虽然是萨满的传记，但并没有写得神乎其神，而是以编年为经，以事件为纬，对于人的所作所为，都用十分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写，合情入理，让人觉得这些都是东海居民的生活中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更为可贵的是，诗中每个人物的塑造都丰满匀称，有血有肉，鲜活得像一张张人物写真，而不是佛像式的脸谱，和许多优秀的满族故事一样，体现了这个民族古朴深厚的叙事传统。这些都让人想到《金史》和《满文老档》的写作手法。尽管史诗中并不乏丰富的想象、浪漫的思维，但可以看出，东海的先民们编写这部史诗，是让后代不只是从中得到感官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学到做人的道德理念、战争渔猎的经验、自然历史的知识，体现了东海人的求实精神：想听一个动听的故事，但更想听一个真实的故事。美是为现实服务的，这大概也是女真人“纯直旧风”的一种体现吧。正如史诗中说的“遇事则重人为”、5“勿靠虚妄安生，诸事身体力行”、6“无力的安适是死亡，无心的度日是自枯，无为的徜徉是自残，无志的前程是退灭”。7在没有书籍档案的古代，东海渔人猎人中的学者们能够编写出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不朽著作，用图画文字刻写在锡霍特山山洞里并耳口相传至今，实在是用心良苦，更是难能可贵。
下面谈谈满语文本中体现的民族文化交流。
《乌布西奔妈妈》是鲁连坤用东海满族的口语讲述的，富育光先生也尽可能用汉字和满文字母标注了讲述者的真实语音，板石乡神本的作者也是如此，这是十分宝贵的。按历史语言学的观点，语音的差异可以真实地反映民族的历史变迁。史诗中的满语口语也是如此。
这部史诗中记录的满语口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其独具的、不同于满文书面语的特点。其中语音和词汇对民族文化交流过程的反映更为清晰。其中的大部分语音变化，在女真语、满语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一些词首辅音的强弱变化（规律有其独具的特点）和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其后续音节起首辅音的强化，以及元音阴阳的交替，看来大概是东海方言所独有的，而音节塞音收尾与边音、颤音交替这一特征，在达斡尔语和朝鲜语的方言中较为常见，在鄂温克语中的读法则类似日本语的促音，满语其他方言中有读得含糊或不发音的，但却很难见到这种将音节收尾的塞辅音与r或l相交替的现象。如：亚克哈，豹，满文为yarha；又如满文字母口语标音本将“蟒”（jabjan）写作jarjan、jaljan、jabjan（此词的字母b，在赫哲语的一些记音材料中是不发音的），将“那么”（uttu）写作ordo、uttu；可见在古代，东海窝集部由于处在朝鲜半岛和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它和北方通古斯诸部落以及日本海沿岸的民族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来往，其文化也是独具特色的。
是不是这样呢？史诗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东海窝集部人同黑龙江中下游及其以东以北直至白令海沿岸民族的交流往来。那么在文学上，这些民族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让我们仅在《乌布西奔妈妈》书中粗略地找一找。该书第16页有这样的内容：“哨啊，笛啊，琴啊，铃啊，嘹亮无比地响吧――娜耶耶，震耳无比地响吧――娜耶耶，清脆无比地响吧――娜耶耶，悠美无比地响吧，娜耶耶，娜哑，娜哑，娜耶耶，依呀，娜耶耶”。第169页又有这样的内容：“风不吹，浪不涌，嘎憨都吃惊地大喊，唱起野人的海歌‘乌春谣’：嘿嘿――呀呀――呦呦――呀呀――呦呦――嘿嘿――呵――哈――里――尼那耶――呵――哈――里――尼那呦――悠长豪阔的悦耳颤音，大海十里百里远都传到”。这两段诗的衬词，分别和达斡尔、鄂温克族以及赫哲族民歌的衬词相通。至于这个地区民族和东北亚、东南亚更广泛地方民族文化上的联系，读者可查阅《苏联远东史》等著作。
《乌布西奔妈妈》第117页还有一句话：“乌布林神坛，设在南坡上的乌尔岭峰”。“乌尔”是北方通古斯语，山的意思，不知是否对应着满文的huru或kuru（高阜）；富育光的两部满语口语记录稿上，还出现了“翁索－”（讲诵－，蒙古语ongsi-意为“读”），aimak（部落，同蒙古文，与满文aiman同时出现在史诗中以适应修辞的需要）这样不见于满文辞典而蒙古语族语言中却存在的词，这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古代东海人与黑龙江流域的联系。同时，满语乌布西奔长歌中情境相似但用词略有差别的两段歌词的反复咏唱，尽管不十分严格但存在着的头韵，以及对优美意境的描写与铺陈，也和蒙古、达斡尔等族的民歌具有着一些共性。
此外，《乌布西奔妈妈》还有可能与阿伊努人口承文学有相互的影响。在这部史诗中，乌布西奔妈妈为寻找太阳居住的圣地而进行的航海中，走得比较远的几次都是在北海道（史诗中称为“海中著名的窝尔浑岛”，满语olhon tun即“陆地岛”之意。）阿伊努向导的帮助或其经验指导下完成的，因为“乌布林人自古恋海惧海从没远离巢门”。8俄罗斯学者史禄国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说：“应当注意的是，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通古斯都不熟悉海洋，海洋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他们似乎只是习惯于河流的典型大陆民族，事实上，没有一个通古斯民族集团是远东真正的海员。”但该书在这句话下面还有一个注释：“单独引用这个事实，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我知道，如大洋洲的某些集团发生的情况，有些滨海民族在迁移中已失去了他们曾经使用的独木舟”。9应该说：东海窝集部在满――通古斯民族中是个较为特殊的部落，他们也许不是特别精通航海，但对于海洋，他们却是很熟悉的，以致被邻近的民族称为“拉门喀”或“纳门喀”，10即海洋人家。而阿伊努人却是真正的海洋民族，他们的起源和玻利尼西亚人有关，自古就对海洋十分熟悉，经常乘船只在日本、中国、千岛群岛和堪察加等地进行贸易。11从网上资料来看，阿伊努人的唱述的传说有“yukara”，讲述一个少年孤儿的英雄冒险历程；相对的，也有以化身成人的神为主人公的叙事诗；“kamuy yukara（神的叙事诗）”是以动物或自然神为主人公传唱的故事。主要是动物神的体验谈和教训，唱述者在故事的每个小段间，总是不断地插入一句“沙给嘿”。他们还有口说的故事“u e pe ke re”。因地域的不同，这种故事的叫法也不同。这些故事多是有典故的，是真实的事情，也是前人的经验教训，并非凭空编造。12这些描述，多和《乌布西奔妈妈》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但具体情况笔者不敢妄加揣测。日本海两岸古代民族的交流并不稀少，东海窝集部居住的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和阿伊努人居住的北海道更是一衣带水，据原苏联学者研究，公元前第一千纪末散布到滨海边区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波尔采文化部落不仅参与了靺鞨文化的建立，也曾参与了日本列岛虾夷文化的建立。13北海道小樽市手宫洞窟内也发现了据日本学者称是“靺鞨族长墓志”的象形文字石刻。14这两个地区民族文学上的交流尚待有志者进一步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最好是建立在民族语言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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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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