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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位的方法。指学者基于个人生活史和个人经历所作的定位。一些人生成长中的人文环境的差异会被带到研究工作中去，成为学者的建构理论的一个因素。一个在大城市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和一个在偏远乡村的简朴和睦的小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对人类美满和谐的生活模式的看法，是会有区别的。在对这种区别的描述上，文艺学者的研究，又能给民俗学者很多启发。许多民俗事象特别富于表现技巧，其文化内涵也可以通过文艺学的方法去求得。文艺学者对它的研究过程，也与民俗学的田野定位法的主观位方法相通，文艺学者童庆炳的学术散文《母亲的故事》即为一例。
从闽西农村千里迢迢来北京探望儿子的童母，返回前要求画一张画像，重庆炳欣然答应了，但提议不如去拍照，老太太也同意了。老太太随童妻来到一家上乘照相馆，遇见一位高级摄影师，摄影师给老太太拍了一张成功的艺术照，效果是侧脸，柔光，老太太看上去一点也不紧张，还面带微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驼背也看不出来了。照片拿到后，童本人以为，构图讲究、层次分明，母亲准会高兴，谁知老太太看了，开始一笑，突然又收起了笑容，问“我怎么是一只耳朵的呢？我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以后不管童怎样解释此为艺术照，老太太都坚持要有两个耳朵的照片。他们只好又请那位摄影师给老太太重拍了一张有两只耳朵的相片，老太太才心满意足地告罢。这件事给童庆炳的印象很深，事后他专门写文章做了分析[3]。
在童文中，当他把母亲的两张照片当作研究资料来剖析时，他从中既研究了母亲，也研究了自己，这与现代作业中的田野定位说的理念是一致的，即把学者自己当作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他所描述的个人经历看，他由于身份的转换、学问的拓展和心智的早悟，还能创造出一个研究自我资料的主管层面，并对这个层面做理性分析，这也符合主观位的工作方法。
童肯定母亲、妻子和摄影师三方对照片的解释都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这等于划出了属于对象文化的一片“田野点”，设定了学者自我与对象文化的观察距离。在保持距离的基础上，他从自我和对象文化的不同角度，分析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反应，所得出的一次次结论，又成为对个人主观描述形态的一次次积极调整的结果。
他的第一次分析，是从自幼被母亲养育的民俗环境谈起的。他发现，自己对母亲的画像要求欣然接受，是少年时代潜伏在头脑中的人生价值观在成年后浮出水面的结果。他的第一次描述形态为：
她的话一出口，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死后她的“位置”问题。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在每年除夕那天，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要把历代祖宗的画像挂在厅堂里上贡、烧香、磕头，以示对祖宗的敬意，祈求祖宗的保佑。到祖父祖母这一代，画像上没有留出位置，就单独把画像装在画框里，摆在列祖列宗画像的下面。母亲也想给后代留个纪念，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带她去照相。[3](p.21)
他的第二次分析，是从他作为大北京名牌大学的教授的角度出发的。文中，他反思了自己看第一张照片的精神活动，进而发现，自己把学术职业经历中的主体“预成图式”理论，加到了对母亲所拥有的对象文化的分析中，得出了自我认识正是对象文化的知识空缺的结论，实际上是自己替母亲做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却不等于母亲本人的想法，他的第二次描述形态为：
因为母亲缺少“侧影”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也会心地笑。[3](p.22)
他的第三次分析，从回忆自己上大学后仍使用母亲的手缝鞋垫开始，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非民俗原型的、也非学者理论的、而是两者兼具的新构成的中介意识。从民俗学的一方看，更可贵的是，他能一把抓住这种意识，不让它溜走，迅速生成对前两次主观认识的反观思考，然后进行理论提升，才产生了对母亲所能接受的第二照片的解释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第三次描述形态是：
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对那张照片有她独特的艺术要求是对的。她诚然不懂什么“侧影”，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甚至称得上是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她的那些剪纸创作在我们家乡是出了名的。我想起上大学期间，她寄布鞋时在鞋里给放的剪纸：公鸡的侧面，竟然集中了两只眼晴，把本应是长在另一面的那只眼睛也调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这里有变形，有立体构图，可以说有属于“现代”的东西。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去嘲笑她呢？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母亲深知那张照片将来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神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神像融为一体。[3](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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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汉语言文学网 200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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