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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先生不在顾先生的研究框子里展示传说材料的时候，他对传说的复杂性的表达就清楚起来了。他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1期、2期、4期、10期上连载了《陆安传说》。他在第１期首发开头的“缀言”中说，“这里所收辑的十多篇东西，内容颇为繁复，其中，有的是荒唐的传说①，有的是滑稽的趣事②，有的是空幻的童话③，总之，无论它是属于那（哪）一类的材料，如其是真为民众口里所流传的东西，我便把它如实地记述了出来”。他的传说概念所涵盖的作品是比较广的。他在下文中申明，“‘传说’两字，是取广义的旧释，非同专训作‘英雄故事’的狭义新界说”。当时引入的西学的传说是指比较单纯的英雄传奇，他认为中文的“传说”语词与中国的作品在事实上都要复杂得多。这些按照西方分类要分做传说、趣事、童话的作品在这里都被列入“传说”，是由于它们具体的地方色彩，都与地方上的事物有联系，并因而在地方上传讲。
他在“缀言”中特别谈到了一个地方的作品与更大范围的作品的异同问题。他写道，“这许多故事中，我相信必有若干是各地所共同的。不过，大体虽然相近，性质上至少要各带着几分不同的地方色彩。这种大同小异，或者是小同大异的东西，在研究者的眼光看来，正是绝好的足资比较研究的材料”。（第1期第14页）钟先生从开始就在琢磨传说的同与异的问题。异与同，涉及不同思考层次的问题，涉及传说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地方上的传说通常在地方上被相信是唯一的、独特的说法，研究者在这个层次谈的是单一作品，适宜讨论的是关于真实、历史的问题。把多个地方的作品联系起来，研究者谈的是类型、异文，适宜的问题侧重在“虚构”、“幻想”、“文学”等范畴。
我从钟先生1925年发表的关于传说的文字看到，他深刻地体会到传说是非常复杂的，从单一层次、单一线索、单一范畴是把握不了复杂的材料的。我认为，他后来对传说的专题研究和理论思考都在尝试怎样把传说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来呈现，怎样在一篇文章里设法更准确地处理多个层次的问题。
二、钟敬文先生关于传说的专题研究
钟先生从1927年开始发表关于传说的专题论文。第一篇是《歌仙刘三妹故事》，这是他一生搜集、研究刘三姐传说的第一次试笔，后来在1982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刘三姐传说试论》。我将在后面讨论他的这个专题研究。第二篇是《马头娘传说辨》，其主旨是论证蚕马故事是真正民间（先民）的作品。沈雁冰先生在题为《中国神话研究》的文章中推测马头娘故事可能是文人模仿盘瓠故事捏造的。钟先生的论证有一个关键的理由：盘瓠传说与马头娘传说“在情节上实在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民间传说的相似或交缠，是可能而且常有的事”。他说，传说情节类似的例子随便都是，如隋侯与杨宝同因救护生物（蛇、雀）而获报答，又如祝英台故事渗入范杞梁故事。马头娘传说与其他作品在情节上的相似不是否定了而是肯定了它属于中国的“关于事物的起源传说”。我们可以肯定这故事的真实性。他还特别解释说，“这里所谓‘真实性’，是指这故事在民众心口中诞生与传述的‘真实’，不是说它在事实上的必有”。我注意到，本文能够成立，主要还是得益于钟先生对于传说作为独特的因而是可信的作品与传说在情节上多有雷同的复杂关系的辩证观点。他在这里讨论的是一篇传说，但顾及到作品的同的问题，也就是顾及到类型的问题。
钟先生梳理过楚辞中的传说（《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1928年），论述过牛郎织女的故事（《七夕风俗考略》，1928年），到1931年，发表了颇有分量的《中国的水灾传说及其他》。他在此是研究传说作为类型的问题。他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类型的水灾故事，如有洪水造人的故事（大洪水灭绝人类，人类再造），也有伊尹的故事（母溺水，化为空桑之木，伊尹在其中，人取而养之），还有某个湖原来是某个市镇所陷的故事（城镇沦陷为湖而富有同情心的某人或一家人幸免）。这些叙事作品既有典型的传说，也有神话、童话。钟先生把它们作为“水灾传说”，一是依据它们的母题和情节类型，一是依据它们都是对于真实（或者被认为真实）的人或物的来源的解释，可以归入解释来源的传说。真名实地或者说具体的人名、地名是他界定传说的主要考虑因素。他这篇文章的论域再次向我们显示，钟先生对传说的界定是比较宽泛的，一些作品如果换一下标准就可能归入神话与童话。我在后面将会谈到，他要把真实与虚构结合起来论述传说的属性，是与他最初形成的关于传说的范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也是在1931年，钟先生发表了《中国的地方传说》。关于地方传说的定义，他借用其他学者的界定来说明。他先引徐蔚南说，“地方的传说，是关于一个地方的传说，不是普遍于各地的”——这是偏向本地独特性的界定。他又引赵景深说，地方传说“是特殊的童话，只有一处地方有，不是普遍的；但有时也有借用”——这在强调本地独特性的时候顾及到超地域的共性。他最后一个引英国民俗学家伯恩女士的界定，说地方传说是“地方化了的民间故事”，是特定地方关于自然物和人事的民间故事（见钟敬文，2002：476）——这种界定是偏向叙事或情节的超地域的共性的。他是在引导读者在一处的“特殊”和多处的“一般”之间来理解他对地方传说的定义。在这个谱系上，他把传说分做两类，一是名副其实的地方传说，一是假托地方事物的普通故事。他说，前者“不但对象是地方的，便是故事的性质，也是‘地方地’独立的”，“但，半数或近半数的这类故事，是各地方大致相似的”（见钟敬文，2002：485）。当他在同一篇文章里从发生学上把地方传说分为纪述的、创造的、借用的三类的时候，他仍然是在这个思维的谱系上把握传说的复杂性。他说，“纪述的”是指按照事实说出。“创造的”是指虚构的，在地方传说中占最多数。“借用的”是指利用本来民间独立流行的神话、民间故事而略加以附会的一类（见钟敬文，2002：484）。在内涵和外延上，传说是复杂的，作为其中一个类别的地方传说仍然是复杂的。要表达这种复杂性，他在这里还给了我们一个说法：“地方传说，不但是民众的历史、科学及文艺，同时，也含有他们极重要的宗教信仰。”（见钟敬文，2002：495）他的“复杂性”思维又落在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研究者学科归属的多元性上。
钟先生在1933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是对解释植物起源或植物名称来由的故事的总论。在文中，关于植物起源的“神话”和“传说”是并用、通用或混用的。就植物起源的叙事内容是虚构的（或许还是古老的）而言，它们是神话；就故事中的植物或其名称、故事中涉及的真名实地而言，它们是传说。它们涉及实物和真实的人事，但总的来说是“诗的创作”（见钟敬文，1985：154）。这一层意思他已经在《中国的地方传说》中说到“特种草木鸟兽”的传说时阐述过，它们是阐释神话，也是地方传说。（见钟敬文，2002：480）他到1985年为《浙江风物传说》写序的时候，把这类故事称为“风物传说”。他写道，这类传说的对象，“除自然物、人工物之外，还有一些关于社会人事的，如关于某种风俗习尚的起源等”。（见钟敬文，2002：530）顺便提一下，他在这里又认真地谈了传说的一地与多处、异与同的特性：风物传说“一般是限于一定的地域的”，“好像是当地所独有的，实际上，却以大同小异（或者小同大异）的形式在许多地方传布着”。（见钟敬文，200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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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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