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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河南有的农民在1990年代后期提出，他们需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地位和邓小平时代的经济生活，不知这算不算当代中国底层自己的话语。如果是，这也是严重扭曲之后的东西。一个好处占全的阶级只能是统治阶级，但底层能成为统治阶级吗?假设“万一”底层成功了，他们又能保证多少同类享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统治地位?
让底层自己说话就成了一个关键的“低级”问题。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论述了被压迫者的教育方法问题，这个意义极大的创见借鉴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不过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通过对话的方式进行平等的教育，内容也是以“平等”为主：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平等地为社会作贡献，没有谁启蒙谁的问题，也没有谁有权力去压迫和奴役别人。
底层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自卑，对自己总是百般贬低，这实际是长期以来统治者实施压迫性教育的结果，它把奴性变成了底层意识的一部分，并灌输有财富就有权力的观念，使他们的压迫合法化;由此造成底层对财富与权力的畸形渴望，一旦有了“翻身”的机会又会制造另一种压迫性的统治。迄今为止的所有政权都是压迫性的，就因为他们在对底层及广大人民的教育中灌输的压迫观念和等级观念造成了恶性循环。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就是要消除这种教育方法的不平等内涵，不灌输奴性也不复制压迫，从事一种像是人性教育的“善”的熏陶，这是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所有专政理论的修改：现在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都要被教育成充满平等意识的真正平等的人，而不是要以暴力实现双方角色的换位，从而形成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尽管它实行起来很困难，远不是百年内能解决的问题，但它提供了一个从根本上解决压迫问题的思路，如果成功的话，“底层”将彻底消失。
这样，也许就解决了如何让底层具有自主意识的难题：应该先让底层有话语能力，然后再在弗莱雷的对话式教育中实现对底层的真正启蒙，认识到平等的重要性，然后在底层像知识分子一样具有了区分统治阶级思想的能力之后，再去从对话中发现真正的底层自主性话语。
但是，这儿又有一个更难的问题：底层正在丧失它的教育机会。也许印度的喀拉拉邦能提供一个通过体制外的途径实现底层教育的方式，就是组织志愿者对底层进行教育，这就避免了政治权力的干扰。
或许，这种教育方式能让底层初步获得自我表达的能力。但是，在现代化唯经济论的诱惑下，利益关照已深入人心，在丛林法则成为“文明”规则的前提下，底层还能接受所谓的“平等”吗?像中国的农民革命一样，知识分子先是主动后被迫将底层描述成伟大而高尚的劳动人民，然而底层真的是最具平等意识的吗?“资本家已联合起来，而无产阶级却分崩离析”正是全球化时代底层命运的真实写照。只因为世界已是金钱和利益的世界，在几乎不可能进行利益交换的物质贫乏之下，底层如何能有那种平等之心?在《怎样的全球化》(见《读书》2001年第8期)中，温铁军提到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选举制度的漠视，就因为他们没有财产，选举对他们来说没有利益交换和重新分配的可能，与之相比，各种资产者对选举的热心甚至不择手段就可以理解了。从人性来说，从现代化理论的诱导来说，利益原则已是世界的主导法则，现代化理论将人性的利益关注点置换成金钱且不说了，只从人性的“自然要求”来说，如何改变这个与恶只一步之差的利益关照?或者说，在底层生存都越发困难的前提下，如何可以将这个“利益”转换成物质之外的其他东西，比如精神上的满足和高尚感?志愿者的教育能实现吗?
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主经验似乎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希望，他们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实现的基层民主对于中国农民是个极大的喜讯，这似乎是个相对于现代民主的“另类”发展模式。在这种“民主”下，组织志愿者对底层进行教育似乎是可以实现的了。但是，冯克利《喀拉拉邦和底层的宪法权利》(见世纪中国网站之星期文萃，http：//www.cc.org.cn)论述道，从西方现代民主制的发展来看，现代民主是一个宪政成长过程的结果，就是说，基层民主作为现代民主的基础历来就得到经典民主学说的大力肯定。所以，喀拉拉邦的基层民主实践，并没有给我们开辟出非西方的“另类民主”的想象空间，它仅是现代民主的开端——看来，以此反现代化、反全球化可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此文最后又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中国底层目前连最基本的宪法权利都不能保障，许多权力部门不断明目张胆地违背宪法，剥夺底层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再多的志愿者又能有什么作为?再者，伟大的弗莱雷本人都不断地处在政府的放逐之中，底层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吗?
希望它是一个真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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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2004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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