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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一词源自葛兰西，但是，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
印度学者提供了极有创造意义的底层研究成果。1982年开始，《底层研究》系列历史学著作产生。早期印度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在于论述底层是什么，要分析底层的自主意识是什么，即要发现底层“真实”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但他们发现此项研究面临严重的困难，根本没有历史资料真正记录了底层的思想，所有以底层为名的思想都是被扭曲了的。从1989年开始，印度的底层研究者们转向了底层如何被“表述”的研究，即底层在统治者的历史中如何被扭曲的，扭曲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这是基于一种认识：底层是统治者的“他者”，底层是没有话语能力的，他们只能“被说”。这种变化给底层研究带来巨大转机，“底层如何被表述”这一问题有着极大的生产力，各个领域都有了底层研究的入口。
从历史来看，底层无论是表面上处于高位还是社会底部，都是无话语能力的、被言说的群体。
在现代化理论中，底层更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在全球化时代，底层的婚姻观、富裕想象、美的标准等都在被塑造的他者身份下被动地为“现代化”效劳，他们必须竭尽所有的剩余去进行“现代”标准的消费，因为这样才有一点“人”的尊严。那些无权成为“现代化”的消费性“他者”的，就在阴暗的角落里自卑，连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大多数没有能力摆脱底层地位，只能成为一个被表述、被压制的“落后”群体。
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个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现在要做的只是去发现他们如何被表述，每一种表述扭曲了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扭曲之后整体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之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经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因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或将底层引入误区。
印度学者的底层理论的推出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转折，它使好多底层理论成为一种话语。比如葛兰西，他使用霸权一词，说底层借助“自己的”政党能取得霸权，是在为底层的解放着想，但是，在此过程中，底层仍是被表述的他者，他们被“自己的”政党任意歪曲——美化也是一种歪曲，以动员底层，最终争取霸权。在底层的政党取得政权之后，底层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比如苏联就是一个证明：底层被教育成要做国家的“主人”，要成为压迫者的统治者，但在成功之后，这些“底层政党”反而使底层遭受更沉重的压迫和剥削，比起以往那些剥削者，这些“底层政党”还实行愚民政策，这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破坏甚至超过那些被称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者。
这与底层没有话语能力有直接关系，葛兰西就没看到这一点，他一直呼唤着底层的解放，但他的理论前提是“底层政党”能真正代表底层，但事实上底层不但仍然是“他者”，而且还被表述成或引诱成了自觉的、直接的夺权工具，使他们在成功之后的悲惨现实面前承受更沉重的打击。他们惟一的安慰只是借助国家“主人翁”的政治权力对被制造的新底层——原来的剥削阶级——进行残酷的报复。这是底层被“自己的”政党扭曲的沉重后果，一个从未摆脱底层地位的阶层的愿望只剩下了复制压迫，以制造另一种底层来平衡自己的心理。这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以解放为名的“革命”，实际仍是落入了对他者关系的复制之中，底层获得所谓的“解放”的同时制造了新的底层，那么，底层问题实际仍未解决。
问题仍在于那些自称是“底层话语”的东西有多少是“底层的”话语，就是底层的真正思想到底是什么?这又要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底层怎么才能自己说话?也许有一个方法能让底层自己说话：像曹锦清(3)或老威(4)一样与底层对话，真实地记录他们的话语，不做任何改动，这可能算是底层借助知识分子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而且能从中发现许多在官方文件和文人书斋中不能发现的问题。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底层的“自主性”话语，就会发现其中有太多被多年的压迫统治扭曲的东西，但他们认识不到，他们以为是在表述自己，实际却在表述来自上层的思想。这或许仍然有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分析这种变形之下的东西，剔除了变形之后，也许剩下的就是底层的真正思想。但是，我们又如何断定何为底层真正的思想?又如何确定有多少思想其实是人性中共有的东西?什么样的才是被“扭曲”的东西?这样就又陷入了印度早期底层研究的困境：底层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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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2004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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