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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即便是“躲债七天”的杨白劳，也得“回家来”，并且虽然“钱少不能买”，也要“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过年对于中国人而言究竟有怎样的魔力，以至于躲债的杨白劳甘冒被抓的风险也一定要回家来？其实，杨白劳不但欠黄世仁的债，他同样还欠“年”一个“债”。前一个债务是有形的，可以量化，亦是能够暂且欠一欠、躲一躲的；后一个无形的债务则既不可量化，又不能拖欠和躲避。非独杨白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或曰华人）都欠“年”一个“债”。这个“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尽管春节至今仍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但是年味却显见地越来越淡，不但过年的内容和形式都起了不小的变化，就是内心那种憧憬与期盼也无从捡拾了。比起春节，其他同样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节日就更显颓落了。虽然我们依然会在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包粽子，但是参与的热情却与日俱减，更不要说“人胜”、“中和”、“上巳”这些几近消失的节日了。
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些舶来的“洋节”却是越过越红火，青年人尤其是都市里的青年人在圣诞节、情人节间迸发出的热情，也足以燃起“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是一些显见的现象，由来也不止一年了，而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有“韩国申报端午节为文化遗产”和“将春节改期”的专家提议，使得“传统节日民俗保护”的讨论格外热火，看得出，“中国节情结”在社会上还是普遍存在的。
一、中国传统节日的根源
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其中大部之形成莫不跟历制有关。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露露女士的新著《中国节———图说民间传统节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将中国较重要的传统节日统计归纳为20个，其中来自日月时令交会的，或与之有关系的有16个：春节、立春、元宵节、中和节（二月二日）、上巳节（三月三日）、清明节、天贶节（六月六日）、夏至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都与时气节奏大有关系；几个表面上与时气无关的，比如端午节、腊八节（十二月初八）、祭灶节（十二月二十三日）、除夕节，细查古制，也有时令的讲究。民间信仰认为五月为毒月，初五又是毒日，有五毒，即蛇、蜈蚣、蝎子、蜥蜴、癞蛤蟆。此月多灾多难，甚至生孩子都会夭折，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方法预防，避五毒乃是过“端午”之初衷。腊八、祭灶以及除夕节，均是春节的“伴节”，自然也是与时气相关的。而其余四节正月初七的“人胜节”、四月初八日的“浴佛节（释迦牟尼生日）”、七月十五的“中元节（鬼节）”和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水官大帝诞辰）”则来源于传说、神话和宗教。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里面，人该与自然节奏和天地韵律沆瀣一气，追求“与宇宙合一”（金岳霖语），既然“节”是天地时气的交合之处，是“天”、“地”的节奏，自然也该是“人”的节奏，是连通自然节奏与人生命运的“节点”。这使节日对于古人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升华。
历法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由历法而起源的节日，无论性质还是形式，自然也是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这一点似无太多疑义，无需引经据典再来论述。
而当中国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传统节日则又从性质到形式，开始为儒家伦理学说支撑的家族制度而服务。
有关家族制度（或曰宗法制度），冯友兰先生的论述很是精要，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称，“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社会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经济条件打下了它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
这种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并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传统节日中，“农事”、“祈福”、“驱邪”等主题尔外，又添加了“祭祖”、“团圆”等“孝亲”元素。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节日之产生乃至传承发展的根源在于千年的农耕文明，具体的支撑又表现在三个方面，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中国农历历法为其刻划出具体的时令节点；中国人至为推崇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排除了这些时令节点之于古人的外在性和偶然性，并赋予它们更多形而上意义；为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崇利用的儒家伦理学说丰富了节日的社会基础和实用意义以及实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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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 2006年01月04日12:2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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