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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30《时序部·正月十五日》，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P140页。
[2]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3，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69页。按《旧唐书·睿宗纪》亦载先天二年“春正月……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与此当为一事。
[3]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百枝灯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4]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4－165页。
[5]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4《岁时部·正月十五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60－61页。整理者指出“今夜游观灯”以下九字，《初学记》卷4和《太平御览》卷30都作注文，是后人所加。
[6] （宋）洪迈：《容斋随笔·容斋三笔》卷一“上元张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27－428页。
[7]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1《上元张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547页。
[8] 参见罗启荣等编着《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年版，第64－66页；宋兆麟等着《中国古代节日文化·元宵节》，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9] 参见范玉梅编着《中国的民间节日·元宵节》，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另外，乔继堂也认同这一观点。见乔继堂着《中国岁时礼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10] 三元是道教的说法，唐代僧人玄嶷指出：“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上元日是天官挍计之日，中元日是地官挍计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挍计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挍计之日，……并是（陆）修静等架虚矫立，……捡寻《老》、《庄》之文，本无此事，并出灵宝伪经。”见《甄正论》卷3，T52，P0567b。本文所引佛教经籍俱见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大正新修大藏经》。在本文有关佛教经籍的注释中，T表示卷数，P表示页码，a、b、c表示栏数。
[11] 乔继堂：《中国岁时礼俗》，第40－41页。宋兆麟等著《中国古代节日文化》一书里，也有类似的看法。
[1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5页。
[13] 《汉书》卷3《高后纪》，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2页。
[14] 《资治通鉴》卷13《汉纪》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3－435页。
[15] 参看陈垣着《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P13页。
[16] 《史记·封禅书》载亳人谬忌云：“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华书局1959年版，P1386。
[17] 《史记》卷24《乐书》，第1178页。
[18] 《史记集解》曰：“应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东门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瓒曰：‘汉仪郊泰一畤，皇帝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第470页。
[19] 《汉书》卷25《郊祀志》，第1264－1265页。
[20] 《史记》与《汉书》在某些地方纪年和月份的不同，是有原因的。其最可能的原因大概是司马迁是使用《太初历》纪年而班固则是采用《三统历》纪年。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史记索隐》对《史记·历书》中所载太初改元情况的解释和说明。
[21]《太平御览》卷30《时序部·正月十五日》，第140页。
[22]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33《法门光显志·放灯》，T49，P0318c。
[23]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3《上元放灯》，T54，P0254b。
[24] 《后汉书》卷88《西域传·天竺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2页。
[25]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26]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2， T52，P0413c。
[27] 《魏书》卷130《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25页。
[28] （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城西·白马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6－197页。
[29]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4，T49，P0049b。
[30] （唐）智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卷1《汉法本内传·道士度脱品》，T52，P0402b。
[31] （唐）法琳：《破邪论》卷1，T52，P0479b－P0480b。
[32] 《比丘尼传·晋竹林寺净捡尼传》云：“晋建兴中（沙门法始）于宫城西门立寺。捡乃造之，始为说法，捡因大悟。…捡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晋土有比丘尼亦捡为始也。”见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T50，P0934a－P0948a。按建兴（313－317年）为西晋愍帝司马邺年号。
[33] 本文所说的“西域”，是一个较为广义的概念，其所指除一般所说的汉代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以外，还兼指通过以上地区与中国发生交往的中亚、西亚甚至南亚次大陆如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地区，这其实也是为学术界所认可的一种地域划分方法，特别是对于研究佛教史。关于此点，可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8页。
(本文发表于《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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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浮山老妖的个人空间2009-01-31 20: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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