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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时节日民俗的功能与价值
“因为节日民俗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它虽然在一定的时令举行，但其内容是包罗万象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节日，几乎是政治、经济、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社会交往、民族心理等综合反映，具有全息性质。”[11]由此可见，岁时节日在民族生活中具有多种功能与价值，在传统社会它是“民族文化的综合应用”（钟敬文语）。对于岁时节日民俗的功能和价值的论述大多从物质文明（即经济）方面、精神文明方面、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心理方面等多个角度进行。这些论述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适应生产节奏、开展节日贸易活动，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2) 调剂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群众的物质需求；(3) 通过节日仪式和相关活动，寄托美好理想，得到审美愉悦，或从信仰崇拜中求得心理平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4)纪念历史人物，重温民族情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弘扬与传承民族文化；(5) 活跃文娱体育活动，提倡公共卫生，防病祛疫，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6) 在传统美德、传统文化方面，对于青少年具有很大的教育宣传作用，节日活动是进行社会教育的生动教材[12]。
在这些论著中，还有一些是就某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个别论述其特别的功能和价值的，如杨志娟在《回族传统节日文化意义探析》一文中归纳回族的节日功能和价值是：回族宗教信仰及道德信念的完整体现；通过节日活动，寻求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对内实现“民族自识”、团结一致，对外达到“民族他识”；有利于规范群体的行为，维护社会控制体系的正常运转；教育与娱乐功能[13]。而马东平、周传斌的《回族节日民族及其社会功能》中结合回族所处的具体社会和文化环境，运用功能主义的观点分析回族节日文化的某些特点，认为可以把回族节日民俗的功能具体总结为：文化传承和人格模塑；社会整合和情感宣泄；在文化差异中定位自我；在文化对应中确立自我[14]。
此外，还有少量论著从一个侧面论述岁时节日的功能与价值，如刘竹的《节日文化与精神补偿论析》，刘金吾的《民族传统节日与民间舞蹈的保存》等等。
对于岁时节日民俗的特征、功能和价值的研究应该说已经相当充分，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传统岁时节日的功能与价值会出现新的变化，有增添、有删减，有更新，更加情趣化与多样化。
4.岁时节日的起源与变迁的研究
岁时节日作为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有着特定的形成变化路线，对于岁时节日发展规律的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节日规律的研究，一般从起源、演变等方面来入手。有的学者在节日的起源上持单一的观点，认为农业祭祀是节日的源泉，而在节日的演变过程中才受到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介入和影响，如王笠荃的《节日规律研究》；[15]有的学者则强调从天文历法角度阐释节日的起源，天文知识为节日的最初选择提供了时序基础，认为节日的起源至少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即定型的初期和定型前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如陈久金、卢莲蓉的《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一书；[16]更多的学者认为，节日起源与发展的因素都是多元的，“节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和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突破。……节日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节日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要求，如随着农业生产、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提高，要求有一系列节日。另一方面，必须有产生节日的可能，如天文、历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为节日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产生了节日。……它的起源是多元的”。[17] 萧放在《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认为岁时的起源于人们对自然节律的感知，对原始宗教的信仰，对社会政治的协调。（第5-31页）应该说，在对于节日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人们一般接受多元起源的观点。值得特别之出的是《立春风俗考》，这是一部以单一节日作为理论探讨的学术研究专著，作者运用历史学中的历史考证方法和民族学中的结构分析方法，重点探讨立春的文化变迁，研究文化变迁中礼仪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探求文化变迁的内部及外部原因，并试图总结立春文化历史变迁的某些规律。作者追求的是重建立春节日文化史。全书共分六章，除绪论外，其他各章为：迎春礼俗的起源和初始结构、唐宋元明时期迎春礼俗的衍变、清代立春官方礼俗、清代立春民间习俗，以及民国以来立春习俗的演变等。
对于节日发展和演变规律的探讨，是为了对节日的发展趋势能做出一些前瞻性的论述，对岁时节日的发展趋势的探讨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
有的学者从对岁时节日总体趋势角度出发进行讨论，如高占祥认为节日文化的发展趋势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节日活动与时代精神结合得日益紧密；节日活动与经贸活动结合得日益紧密；节日活动与旅游活动结合得日益紧密；节日活动与平时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结合得日益紧密[18]。郑安新认为当代节日有多种发展趋势，如讲求综合效益，即体现社会风尚、参与热情、文化娱乐和经贸商品四方面的总体效益；突出节日文化气氛，以文化娱乐活动产品和服务及宣传为主体，以欢庆、团结、祥和为特质，多种供需关系共存，体现了在特定时区及地域的参与性文化，淡化经贸唱戏的内容，以丰富文化娱乐生活为主；加强文化联系、形成新的传统节日[19]。
有的学者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入手探讨传统节日的趋势问题。如高丙中的《圣诞节与中国的节日框架》一文，就是从圣诞节，这个西方传统岁时节日在中国当代的流行入手，讨论中国节日框架的重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的节日框架中，传统节日大都是以先赋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它们首先以血缘群体、其次以地域群体为依托……另一方面，现代的官方节日基本上都是政治节日。这个框架缺乏为个人后天建立的社会关系提供社交机会的节日。在现代社会，随着个人后天的关系（如同学、同事、朋友、师生、对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具有重要性的熟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对补充这种功能的节日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有情人节、圣诞节在社会上的流行……传统节日和现代节日的因素经常或者是并存的，或者是交融的，传统类型的节日设置有现代性因素，现代类型的节日设置有传统性因素。因此，节日框架的重构不是一个用现代因素完全彻底地取代传统因素的单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有确立现代因素的一面，也包括保留传统因素并使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各居其位、各得其所的一面[20]。作者在实际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古今中西节日习俗交融并列的特殊文化状态来说，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则论述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岁时节日的演变的趋向，如饶明华的《上海都市岁时节日风俗的演变趋向》，顾忠慈的《上海年文化的独特个性》等。
从总体看，学者们一般都注意岁时节日中的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对岁时节日中不同的存在状态进行实际分析，阐述自己对岁时节日趋势的见解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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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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