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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元礼》的规定来看，参加驱傩的人共分6队，每队包括侲子24人，执事者12人，工人22人，鼓吹令1人，太卜令1人，再加上巫师2人，共360多人。但事实上参与驱傩的人要远远多于这个数字。《南部新书》记载了唐代的一次驱傩盛况：
岁除日，太常卿领官属乐吏并护僮侲子千人，晚入内，至夜，于寝殿前进傩。燃蜡炬，燎沉檀，荧煌如昼。上与亲王妃主以下观之。其夕赏赐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觅侲子之衣着而窃看宫中。[9]
在这次驱傩仪式中，参与人数高达千人。还有许多官宦家子弟为了观看宫中的驱傩仪式，竟然装扮成侲子模样，混入驱傩队伍。甚至一些老年人也夹杂其中凑热闹。在《南部新书》记载的这次驱傩仪式中，就有一位年纪较大的进士。他手执㹈牛尾拂子，随着队伍又跳又唱，跌跌撞撞，闹了一夜。等天明从宫中出来时，十分疲惫，回家就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六十天，连当年的科举考试都没能参加。
如果我们将《大唐开元礼》中对大傩礼的规定视为这项仪式活动实践赖以遵循的规则，那么显然在仪式的具体实践中出现了与规则不符的情况。[10]这一方面反映了在驱傩仪式实践过程中组织者并没有能够严格按照规则行事[11]，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仪式的备受欢迎。
按《大唐开元礼》，州县驱傩仪式举行的时间、程序、所唱驱傩词与祝祠均与宫廷的类似，只是规模要小些，侲子的年龄规定也有所不同：
方相四人，俱执戈楯，唱率四人，（戈今以小戟。方相、唱率俱以杂职充之）侲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县皆二十人，其方相、唱率县皆二人）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杂职八人，四人执鼔，四人执鞭。[12]
但是州县的驱傩仪式大约也和宫廷中的一样，真正实践起来未必严格按照礼的规定，而是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特征。李淖《秦中岁时记》记当地“岁除日进傩，皆作鬼神状，内二老儿，傩公，傩母”[13]，李正宇先生《敦煌傩散论》一文[14]详细考证了敦煌一带的驱傩礼，指出了若干当地此项仪式实践中的特别之处，如有不同于礼仪规定的歌唱与伴乐[15]，从歌词来看，“敦煌傩不仅是单纯例行古代传袭下来的逐鬼驱疫仪式，它还加进了社会人事的内容”；而且，“敦煌驱傩仪仗可以巡门驱傩，而且每到一处都有适于该处的驱傩歌”。此外，作者还以为当地除了官办的驱傩队伍之外，还有包括坊巷傩队、佛教傩队以及祆教傩队等在内的民办驱傩队，它们“不仅强烈的寄托着敦煌人驱鬼逐疫的愿望，而且把送故迎新的岁末娱乐活动推向高潮”。孟浩然有《弦歌行》一诗写道：“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暗中崒崒拽茅鞭，倮足朱裈行戚戚。相顾笑声冲庭燎，桃弧射矢时独叫。”也是对驱傩场面的状描，其中的“吹长笛”、“染面”等，应该同样反映了一种与礼仪规定不相吻合的地方性特色。
从总体上看，唐代的除夕因驱傩仪式的举行而成为时人的狂欢节，想那时每到这天，从都城到州县， “则有侲童丹首，操缦杂弄；舞服惊春，歌声下凤。夜耿耿而将尽，鼓喧喧而竟送。”[16]更有数百千万人涌上街头观看驱傩盛况，连文人亦不能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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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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